一个职业操盘手的真实经历〈1989年--1994年〉

你不仁我不义，我在和客户谈判时先和人民日报的另一家月刊打好了招呼。于是，这些客户在我们报社登了三个月广告后全部倒戈。我从另一家月刊那里拿回了我应得的3.6万元。我昂着头走进了社长的办公室，还没等我说话，社长开始大发雷霆了，我耐心得听着他说完那些激烈的措辞后，开始不紧不慢的反击了。我说："我孤身一人从长春来到北京，顶着烈日去拉广告，你们却吹着空调喝着茶水。可是我应该得的钱却没有得到，我和报社签的合同连手纸都不如，你凭什么跟我在这里说三道四。我只是拿回了我应该得的钱。"说完后，我把手里所有的过期资料全部扔到他的脸上，转身走了出去。接着轮到那些高学历的北京编辑了，我一个一个开始数落，除了那个东北编辑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我骂的狗血喷头。反映强烈者我就伸出自己的拳头拿出东北人的彪悍。所有的北京人都一言不发了，他们既理亏又怕我的拳头。

最后，我扔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们北京人是我活了17年来所见到的最无耻的人。我厌恶北京人，也厌恶这个城市，无论如何以后我都不会在北京停留超过5天，待久了我怕自己也变得无耻。"

话外音：真不知道王晓拿到那3.6万元的感觉是什么？但从北京人的种种行为上来看，他的言论虽然过激但也不算过分。炒了报社鱿鱼的王晓又去了那里呢？请看第三段落--深圳歌声

三、深圳歌声

我离开了北京，坐上了开往深圳的列车。这是我蓄谋已久的想法，90年的深圳是很多有志青年的"乌托邦"。大多数有才之士都到这里寻梦，当然也寻财。现在海王生物的老总就是闯深圳时极少数暴富者中的一员。据说当时他怀揣600元，靠头脑和吃苦的精神打下了现在十几亿的天下。可能有人不信，但当时闯深圳的大潮中，却真的洗出几十位风流人物，而且他们起家时的资产都没超过10万元。这位海王的老总是地地道道的长春人，我的一个朋友和他很熟，所以我可以很客观的说，他的钱一定是在深圳赚的，而且没有外界的帮助。这可能就是当年深圳的魅力所在吧。

经过2天2夜的颠簸，我终于到了这个创造奇迹的城市。当我走出车站的一瞬，心顿时凉了，因为当年的深圳和我想像中的美好差距太大了。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楼房、破旧的公共汽车构成了当时深圳的市容。只有在尚未竣工的高楼和操着不同口音的年轻人身上才能感觉到所谓的特区精神。一碗面条8元钱，住一夜招待所最少30元，这些放在今天都会让人咋舌的价格，在当年的深圳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数十万高学历的年青人，一夜间涌入这个不大的渔村，造成了物价飞涨。

小做休息后就开始找工做。本以为凭我在人民日报的经历找个好点的工作没什么问题，但这次我错了。连看大门的都是大本以上学历，我的中专文凭要是拿出来会笑死人的。我第一次陷入了彷徨。我不停的去面试，也不停的被人说NO，最后终于知道了--这里不是我的天堂。可我的天性决定越难就越要向前，于是不停的给自己打气，但这次我彻底栽了，30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家公司录用我。1990年的春节到了，我没有回长春。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我那年迈的母亲。我像很多回不去家的人一样，往家里打了电话。电话只响了一声，我就听到母亲的声音："是王晓吗？""妈……"我叫出这一个字后就呜咽了。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乱如麻。电话那端的母亲笑着说：老儿子，我知道你回不来了，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妈也知道你把北京的工作辞了，辞了也好，干的不开心也没啥意思。"知儿莫过母呀，这一个月的不快随着母亲这几句朴实的话烟消云散了。"祝妈妈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我愉快的说道。"老弟，你现在在那呢？"分机的另一端响起了姐姐的大嗓门。"姐，我在深圳呢。对了祝你永远年青，永远漂亮。祝你和姐夫永远快乐。""王晓，你重女轻男呀？哈哈"哥哥抢下了大姐的电话。"祝大哥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我一股脑的问候了全家的人。全家在电话里过了一个很温馨的除夕之夜，聊了近2个小时，完全忘了时间的存在。

撂下电话后，我的心轻松了起来，一种莫名的高兴袭遍了全身。于是，我开始想如何度过这没有家人的新年。路边的一对男女，不停的说罗湖新开了家酒吧有香港艺人来表演的事，我眼前顿时一亮，信步向罗湖方向走去。这是一家不大的酒吧，我随手要了杯啤酒，一边看着一位不知名的香港艺人的表演，一边听着刺耳的音乐。我象一个小流氓一样，左手衔着香烟，右手用酒瓶击打着桌面，肆无忌惮的和旁边的女孩调侃。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灯红酒绿之中。这时酒吧的游戏时间到了，那时的所谓游戏和今天的卡拉OK大奖赛没什么区别。一等奖的奖金是200元钱。借着酒劲我第一个上台"现眼"了，没想到一曲黄凯芹的老歌竟博得满堂喝彩。最后，以98%的得票率荣登榜首，不但得到了200元奖金还得到了一份工作。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老板说我唱的棒极了，以每晚50元的价钱聘我当他酒吧的歌手。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时，我看看外面的月亮向天上拱了拱手，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是远去的老爸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新年，一份救命的工作。

我的歌声给酒吧带来了不少收入，主要原因是我的粤语唱得不准。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原因很可笑，可当时的深圳就有那么一批猎奇者。我1.83的身高、还算英俊的外表，虽不准确的粤语，依旧被我那激昂的声腺演绎出来。甚至还有一批少女被我那种东北汉子的彪悍所吸引，成为我忠实的听众。我的歌星梦只做了两个月，那是一个周末的夜晚，一伙喝醉了的老板们强迫我唱邓丽君的歌。我断然拒绝，于是招来了啤酒瓶的袭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反击。他们被我打的抱头鼠窜，看着他们那1.60左右的身材不断倒向地板的情景，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好的身手。

第二天，我逃离了深圳，因为被我打的那一群人中有一个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公子，留在这里我只能束手就擒。这次我真的不知去那，到了火车站我依然拿不定注意，于是我到问讯处打听10分钟之内的列车是开往那个城市的，售票员头也没抬的蹦出两个字--上海！我眼前一亮，上海、上海……我的心里默念了好几遍，就是那个冒险家的乐园、遍地是黄金的上海？我毫不犹豫的走到售票窗口，掏出钱来坚定的说了两个字--上海。

话外音：深圳依然没给王晓带来好运，不禁让我想起一段话来："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请看第4段落上海风云

四.上海风云

1990年4月11日，我到了上海。一路上和我临铺的两个老广不停的在说股票的事，那时的我就是个股盲。只是从他们的话中觉的是个很赚钱的买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到了上海我开始打听那有股票大厅。很快我找到了位于西康路的交易所，30分钟后，我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股民。当时我的资金是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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