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100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经济学的传播：危难中国的渴求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Ｈ.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为英国人Ｗ.Ｓ.Ｊｅｖｏｎｓ），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初步繁荣：30、40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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