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机生涯
一.投机股票篇（梦的初醒）
现在应该承认，我投机水平很低，错过贼多暴富的机会。对钱感兴趣大概是小学开始，家里对我很严，直到初中我才有点零花钱。父母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43--67.5元的月工资拿了二十几年，我觉得他们才是被抛弃的一代，含辛茹苦没有赶上好日子，对社会奉献远远大于回报，到了90年代中期退休也就三万买断了92平的市区住房一套算是占了便宜，能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我和妹妹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混得不错，小家庭和睦。
生于七十年代初，城市户口让我没吃过苦，属于分不清韭菜和小麦苗区别的那类，8岁后没有吃过粗粮，小学毕业后很少衣服再打补丁，算蜜罐里长大的一代。改革开放了，中国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经济还是人们的观念。作为知识分子，父母从小就严格要求我和妹妹好好学习，为四化服务，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年后改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从小对应试不感兴趣，书读得多了自然独立的想法也多，我一直对先经济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存疑议，没有好的体制，仅靠自觉光经济发展能有效吗？人人自私自利社会主义还有发展的意义？我觉得中国迟早要向西方那样资本主义化，所以全指望国家肯定是不行的，将来生存技能比学习重要多了，我从小是在危机意识中长大的（纯属庸人自扰）。十几岁的小屁孩爱看的书是大部头文学，西方经济学，哲学，管理员以为我是来帮大人借的，夸我懂事，给我个尼龙兜帮我把书装好，看我扛着出门直乐。好吃懒做是我人生的追求，不需费劲不去坑人还不用出卖自尊良知最后能成功是我当时的目标。我对专业知识一向不愿深究，一是累二来不是那块料，稀里糊涂填鸭似地灌输了许多东东，茫然中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成功，简单复制前人的路就行，比大部分人领先半拍就够了。中国反正迟早要走别国的老路，只要看看我们还缺啥照搬就成，所以高中时我就对钱生钱的股票情有独衷，等着那一天。
87年自由化时我看着马路对面杭大的哥哥姐姐激动地游街感到好笑（他们对民主的渴望之情远胜于现如今超级女生狂热的玉米们），全盘西化根本就不适合中国，世上没有靠施舍得来的民主，不过能这样无保留地投入热情的举动我还是很敬仰，希望自己也能冲动一把。转眼进了大学（当年高中升大学浙江不到30%，大学生还勉强算是天之骄子），我对学院里自由的空气极不适应，突然没有了家长老师的督促，自己都不知道该干嘛，于是打牌吹牛喝酒卧谈会翘课成了生活主基调。凤凰化工开始发行的时候父亲在深圳蛇口合资厂上班，他教育我做人要塌实别投机取巧，所以发展原野安达这些原始股不肯买（最初股票还每年付利息就是不承诺保本），偏向于年利百分之十几的国债。我的外公叔伯辈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留洋工程师参与监造了上海外白渡桥，一个是炒黄金后来跳黄浦江，所以家训就是做人要老实本分，多读书，不许投机。（要是早买原始股，以俺爹的定力，俺们家可早就大发了）明白了没有经济权就没有家庭发言权这个大道理后，我就开始了积极的攒钱计划，决定要当凤凰化工的股东，80年代读大学不怎么费钱，家里给我每月35元生活费（毕业前涨到60元），国家省政府还每月发油贴粮贴约12元，我偶尔回家蹭蹭饭，所以每月可以攒十几元（假期出门旅游没问家里要过钱，除了平时积蓄还偶尔贩点粮票）。大概存到120元够买一股凤凰化工时（当时原始股面值10元，50元，100元不等），学运突然爆发，耀邦的去世是个导火索，平心而论那时的腐败跟现在比简直就是小儿科，洪流的到来让我激动，责任感在召唤，学生不能仅仅闷头学习，更要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其后凤凰化工受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的政治影响，由123破面值最低跌到87元，其他股票亦然，这大概是新中国第一次股灾）5月武林门红太阳广场迎来了浩荡的乌合之众学生团，我对绝食，烧团员证这种形式主义不感兴趣，听着大喇叭的广播，望着周围同学激动兴奋的脸，我第一次迷失了自我，感觉自己胸口跳得厉害，似乎自己正在参与历史的改变。渐渐游行变了味道，学生会解散各大院校组织了高自联，口号也针对政府，国家领导，杭城的公交车早就被搞瘫了，围堵省府大门要求直接对话，空气逐步变得凝重起来。某日下午传言留下的驻军要来市区维持治安，高自联的头目口气开始由慷慨激昂变得犹豫，提出战略转移，要求大家先撤，我和少数同学坚决不同意，我们没有犯法干吗要躲？
中国自古缺的就是干实事的，最后诺大的广场稀稀拉拉地剩下不到200名学生坚定聚集在一起，那一刻望着仓惶散去的人群，我想起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谭嗣同，想起了五四青年，甚至想是用催泪弹还是水枪把我们驱散？在胡思乱想和太阳毒辣的烤晒下时间慢慢逝去，傍晚时分证明是传言后，黑压压的人群冲了回来。听着头头又开始的慷慨激昂宣称胜利，疑问不禁涌上心头，难道胜利就是口号在前冲锋在后，中国靠这批精英分子能进步吗？月末局势吃紧，谣言满天飞，天下着大雨，我们想进省展览馆避雨（高自联指挥所当时占据），被挡在栅栏外，连门沿都不让站，非要通行证，我们掏出学生证没用，说是怕别有用心的人混进去捣乱，望着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嘴脸，我愤怒了，滚你妈-的蛋，啥都还没成事就开始学官老爷摆臭架子，老子回家不干了。在此之前家里近一个月找不着我都快疯了，父母轮番去宿舍，广场，我怕回家就出不来，所以有意不打照面。到家后父亲破天荒没有跟我讲大道理，只是说社会复杂要学会保护自己，别给人当枪使，妹妹哭着诉说妈妈晚上睡不着直为我担心，怕我要去北京。长大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无论作甚么都先想清楚，千万不要让家人操心，父母是唯一对你只知奉献不要索取的。（事后据传各界捐款300万元不翼而飞，杭州高自联的头脑骨干主要是浙大杭大把持，最后顶缸的是电子工学院的某冤大头，6月北京发生什么我不清楚）我经历过的事情让我对精英一词感到酸心，再也没有时代使命感一说，英雄现在是不存在的，政治多半是由善于钻营的小人把持，无论是否改朝换代，善于昧着良心就会混得很好，平头老百姓只能靠自己。
二。完败
93年，小李子辞职跳槽被派到广州做汽油期货，我开始谈恋爱。
95年2月，由于双方家庭的反对，我想靠自己尽快结婚，拿出近7万积蓄博一票，做空国债，当天浮赢15%，4天后砍得仅万余，余款全买东百（或者悦达）转配权证，出场时还剩2千不到。短期面临人财两空的局面，我感到撕心裂肺地痛，几乎崩溃。
三。挣扎（混入期货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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