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欧银行家们“扬帆出海”，到新兴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成为一股潮流，时称“业务国际化”。这个潮流的带头人就是当时花旗的掌门人沃尔特?瑞斯顿。他的成功与失败，在本文开头已经述及。多少是受他的影响，美欧银行家们倾向于向新兴市场，如拉丁美洲市场上的政府公共部门放款，而不愿向私人企业放款。因为按照瑞斯顿的看法：这些新兴市场上的私人企业根基不深，风雨飘摇，而他们的国家不会破产，所以最好把款贷给政府。不幸的是，瑞斯顿的这个智慧是以侥幸心理作基础的，如果深问一下：为什么你能肯定这些武人政府一定诚实守信呢？瑞斯顿一定难以作答。但在他决策的当时，只是自我安慰，不肯面对这个问题。
风险管理的一般哲学（5)
拉美国家向美欧的借债，大量地到期不能归还，有些“新官不理旧帐”，有意赖债，史称“拉美债务危机”。痛定思痛，银行家们对“预期收入理论”普遍表示质疑：预期收入不等于现实收入，它怎么可以作风险的保障呢？对付风险，必须高度警惕，事先就防范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7月，十国集团在瑞士巴塞尔签署了《巴塞尔协议》。这个协议，最初主要针对大量从事国际业务的商业银行而言，特别指出：除非以现金和金块作十足抵押，世界上没有无风险放款这回事，越是看似无风险的对象，比如国家，越要警惕它。《巴塞尔协议》的风险度概念，以及用风险度从总资产中析离出风险资产，并由风险资产与资本金之比确定资本充足率，这一系列有系统的新思维开辟了风险管理的新时代，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时代。
银行家们解答了看似无解的问题：一把尺子加一只苹果等于多少
有一道算术题：一把尺子加一只苹果等于多少？这道题是无解的。银行家们面对种种风险，其实就是在解这样一道题。从不同方面来的风险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无法对他们进行综合的思考，更别谈综合的管理了。但近几十年的银行家们把这道题解出来了。
首先，他们把风险定义为对利润的威胁力。在风险发生以前，风险的存在并不构成银行的真实成本，但它是一种威胁；一旦风险发生，则风险的后果必定是对银行利润的冲减，便成为真实成本。这样地从财务运行角度看，风险是一种“成本幻觉”。而事实上，商业银行无时不在风险丛生中穿行，特别是商业银行告别专业化时代重新回到全能化以后，风险不仅表现于存款与贷款业务上，更表现于银行的一切业务上。那么对商业银行的概念，便需要重新定义：商业银行不再仅仅是经营存贷款的金融机构，而是全面管理风险的金融机构。
在商业银行是风险管理机构这个新概念下，各种风险之间就有了联系性。对银行家来说，首先就是摸清风险分布的问题。在银行内部，风险分布于资本金区域、流动性区域、利率区域、汇率区域、资产区域与中介和服务区域等；在银行外部，风险分布于借款人的守信意愿（道德情况）、守信能力和担保条件等因素上。这些分布于不同区域的风险，看似孤立地存在着，其实盘根错节，而它们共同地联系着利润，即对银行利润构成威胁性的影响。对银行利润构成威胁力，这就是风险的共性。而每种风险对利润产生威胁力的大小，就是风险度。至此，风险以其对利润的威胁力来衡量，得到了量化，有了一个共同的单位，可以进行比较、相加或相乘。一把尺子加一只苹果等于多少？这个问题终于有解了。这是在风险的联系中对风险实行综合管理的基础。
现代商业银行作为管理风险的机构，执掌它们的银行家们近十多年来逐渐形成了整套系统的风险管理策略。虽然每个银行都有独具特色的风险管理模型，但国际银行业委员会特别推崇JP摩根1994年所建立的“风险矩阵”，认为具有示范意义。看得出来，各个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对JP摩根模型保留着“脱胎”的痕迹。
事实上，当前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共同特征是很明显的。第一是事前防范。过去，因为摸不清风险分布，存在许多盲区，一些风险在无准备状态下突然爆发，让银行家束手无策，只好事后修补。但如今有了清晰的风险分布图，风险之间的联系性基本上可以窥知，事前防范，包括预备相应的对冲风险的措施、签订转移风险的合约等，就比较容易做了。第二是一篮子管理。新的风险管理思维，把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性作细致的分析。在这个分析基础上，采取一篮子应对策略。过去把风险视为各个孤立的存在，只能单策应对，这既不经济，又有可能顾此失彼。第三是量化管理。有了风险度这个关键工具，把风险对利润的威胁力数量化，风险管理变得更精确，决策者预期管理策略会达成的效果也更有根据。第四是全面主动管理。在商业银行新概念下，风险管理覆盖到一切领域，而它所达成的不仅是识别风险和预防风险，更是对风险的主动管理。其实，现代风险管理诸特征结合在一起，赢来了一种主动性，这是必然之事。如果没有事前防范，没有一篮子举措，没有风险度这个基本工具，银行家们再有神来之灵气，也无法总能做到对风险的主动控制。
风险管理的一般哲学（6)
风险管理的新思维正在探索中，远非完美。在这个摸索的程途上，现在需要谨慎提示，以免走入误区。当前已有苗头，就是很有可能走入数字的误区。
风险管理是科学，但非仅是数字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的科学。诸君须记住，任何一种风险的背后都有人的意志在起作用。一个模型固然可以把一个涉及上百个未知数的联立方程式做得具有结构之美，但只要风险背后的人稍一动念，这个结构就会东倒西歪，有崩塌的危险。数字组成的模型可以给银行家提供制策的一种根据，但不能代替超越性的哲学思考。曾经有一个聪明的法国人，叫让?巴蒂斯特?萨伊，在一百多年前分析商品定价时就说过：“希望与恐惧、善意与恶意，简单地说，人的各种情欲和各种美德，都会影响价格。但是，估量这些情欲或美德在各种情况下对实际价格的影响程度，属于伦理学范围。”他扪到了真谛，但只轻轻一笔，就把关于人性复杂性的分析从经济学中清除掉了。这很遗憾，一百多年之后，我们要把萨伊清除的东西唤回来，因为人毕竟是经济活动的唯一的力源！所以，银行家们，深入地认识人性吧！你既然要完成天赋的古老使命“让金钱既生息又安全”，那么你就不能卸下这个十字架：终生不倦地探究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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