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南：一个投资家的二十年

“知不易，行更难”是我们对于投资的描述。

小时候，经常听收音机中提到“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后来很少听到这个《幸福》杂志了，倒是常常看到美国的著名杂志中有《财富》（Fortune）杂志，隔了许久才知道这个《财富》就是那个《幸福》。英文Fortune一词兼有财富和幸福之意，可见幸福与财富如此密不可分。

2012年夏初的5月是我给《钱经》杂志撰写专栏五周年的时节，有心将过去的文章集合成册，以便于翻阅，顺便将过去二十年的投资经历做个回顾，权且当做个自序吧。

对于写这样一个题目，我一直是斟酌踌躇、心存顾虑的，因为英文中Investor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投资人、投资者，也可以译为投资家，但在中文的语境里，投资人和投资家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反复考量之后，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以投资为主业，在经历了市场周期性考验之后，依然能战胜大盘且取得绝对收益，并以此解决了生活中的财务问题；同时将投资知识传播于大众，使之造福社会，且帮助一众社会家庭通过投资达至财务自由的境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一份贡献，这样的人被称为投资家应是无可厚非了。

（一）辨材须待七年期

自1993年算起，我入投资这行已是第二十个年头了，其间1998年开始美国投资，2000年开始香港投资。一直以来，多会遇见关心“今年（或去年）回报多少？”之类的问题，在回答了很多次之后，标准答案是：“这行业我干了二十年，现在还在”。

明白的人在见了上述答案后自然就会明白，无需再多问，因为凡是经历了过去二十年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其间的风风雨雨，这里虽然没有伏尸千里、流血漂橹的触目画面，却不亚于取人性命于千里之外、消敌于无形之中的惊心江湖，其间的惨烈最终多表现为青春过后，反而与财务健康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不用提那些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曾经的“牛人”们。可惜的是，往往只有历史过后，答案才能揭晓，这便是常言道的“不确定性”。

由于早期没有刻意做投资记录，这二十年来，我约略估计自己的累计投资回报为200倍左右，即百分之两万（+20000%）。而1993年春到2012年春，上证指数从1550点到2300点，累计升幅为52%（+52%），上涨仅仅800点，折合年复利2%（+2%），股市的涨幅远远跑输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也低于同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如果再考虑到80%的市场参与者甚至跑不赢指数，由此可见，过去二十年选择证券投资作为职业并不是一个好的抉择。

过去数年受邀给《钱经》杂志撰写专栏，截至5月刊的实盘模拟组合部分显示，过去五年（2007年4月~2012年4月）专栏累计收益率为112.92%（+112.92%），而同期上证指数则下跌32.20%（-32.20%）。由于杂志出版的固定性，这个“带着镣铐的舞蹈”较实际的运作为差，例如我们现实中的儿童财商教育账户，在过去两年（2010年4月~2012年4月）中累计回报率63.2%（+63.2%），而同期杂志专栏的回报率仅为19.8%（+19.8%）。

通常考察投资水平仅有单边的牛市或熊市表现不足为凭，有经历完整周期的记录为佳，如白居易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恰好五月份整理了一个投资个案，自2005年5月至2012年4月底整整七年，期间五年熊市、两年牛市，经历了“熊 —— 牛 —— 熊”的市场循环，表现如下：

上述七年间，在整个世界遭受火山爆发、海啸、地震、暴风雪、核泄漏、干旱、洪水、金融危机等重重打击，以及经历疯狂、惊慌、恐惧、绝望等非人境遇之后，当初的每一个100万最终成长为703万，折合年复利回报率为+32%，累计回报率为+603%，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为+112%，香港恒生指数累计为+51.82%，美国道琼斯指数累计为+28.89%%。这仅仅是个大致的反映，因每个投资案在起止的时段、市场配置的不同，以及对于投资理念认知度、配合默契度的不一，导致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这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资产管理工作的重大挑战。

最早读到关于投资的书，是我父亲买的《在华尔街的崛起》（One Up On Wall Street），作者是美国传奇的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奇，199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标价4.90元，这本粉红色封皮的书历经二十余年的时空变迁，如今仍奇迹般立在我的书架上。当时读来，里面说的很多东西看不太明白，印象最深的是，林奇买的第一只股票叫飞虎航空，两年时间从7美元涨到32美元，解决了学费问题，林奇自豪地写道：“可以说，我是靠飞虎公司的‘奖学金’读完了沃顿商学院的课程”。没想到在时隔仅仅八年之后，我有了几乎与林奇近乎相同的经历。

（二）股市提供的留美奖学金

与今日争相报考公务员的风气截然相反，二十年前社会流行的是“下海”，很多热血青年辞去公职追寻理想，1991年我也加入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军。

到达椰风海韵的海口，头天晚上遇到一个个子不高、戴眼镜，书生模样的人，给我讲易经，他叫潘石屹 —— 后来的SOHO中国董事长。老潘精于数字与市场，口才绝佳引人入胜，好交友，跟他走在大街上，常是三五分钟就能遇到个熟人。后来老潘推荐了一个戴眼镜瘦瘦的年轻人，是人大的研究生，当时还是很稀少的学历。守着陈旧的机器，坐在院子里简易的凉椅上，对我谈中国的未来，他叫易小迪，现在是阳光100的董事长。再后来，见到理想丰满的冯仑（后来万通的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权（日后著名风投大佬兼2011年更为著名的 “私奔帝”）。总之，当时他们没房也没有什么钱，不确知未来在哪里，有的只是青春、热情干劲与理想，但是年轻的人们仅仅是暂时的“贫”，却不“穷”。虽然没有钱财，却胸怀远大，之后的二十年他们将理想演绎成现实。

与热血青年的交往对于我后来的投资水平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提升，因为当时中国的股票市场还仅仅局限于深圳、上海两地，其他地方的人很少了解。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听当时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讲股票，他后来在中国证监会任职。当时印象深刻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深圳股市大震荡》，但他日后并不以财经文学闻名，很久以后才知道其代表作有《乌龙山剿匪记》。

实际进入股票市场应该是1993年，北京人成规模地接触股市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当时北京的天龙、天桥终于上市。最初入行，实际的原因与所有人都一样，能在股市投资赚钱，还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送礼，实在是太好了，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正是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其实害了很多人，并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个方面股市确有与赌场相似之处。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初开户是在华夏证券东四十条营业部，当时常见负责人之一是范勇宏（后来华夏基金的总经理），还有忙碌的著名股评家赵笑云，那里还有起初寂寂无名日后却名满江湖的人——姓王名亚伟。

当年入市并不是个好时机，1993年春天上证指数达到1500点，相隔12年之后的2005年上证指数是998点，还跌了三分之一；相隔19年之后的2012年春天也不过2200点。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摸索中前进，大家实际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为何涨跌，于是各种今天看来甚至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理论活跃于媒体及市井，有兴趣翻阅1996年之前的证券类杂志，会发现当年的振振有词今日看来多是妄言与臆断。

股市在1993年春天达到1500点之后，次年悲惨地跌至300点，这是个近乎浑浑噩噩的阶段。1993~1995这个阶段我也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处于“玩一玩”的阶段，没有多少钱，跌了固然不高兴，但不至于跳楼；涨了兴奋一下，也解决不了问题。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通过认真工作积累着日后被称为本金的资本，同时继续如饥似渴于各种可能得到的关于投资的书籍文字。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日子中，文字信息的获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华书店看书，常是舍不得买的，为了省下存自行车的2分钱存车费，需要将车停在远远不要钱的地方，再折回书店，好在那时已经开架售书了。即便去图书馆，基本上也是站着看书，舍不得从书架走回座位的时间，这也渐渐养成了飞速阅读的习惯。

这种黑暗中的摸索直到1995年，有关巴菲特的文字首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如同黑屋中忽然射进一道灿烂的日光，又如茫茫暗夜中的航船发现了指路的明灯。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巴菲特的道路》（又译为《股王之道》），他的诸如“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好企业好价格”等投资理念现在听来尽人皆知，但当时简直是天外来音，闻所未闻。时至今日，关于巴菲特的书籍占据着我书架达百余本之多，中英文皆有。对于巴菲特的景仰之情在多年之后融入我写的《巴菲特，生日快乐！》一文中。

乘着来自巴菲特投资思想的灵光，1996年初倾尽所有播种于股市，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在春节休市前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看来收获季节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后的两年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方式，仅仅持有两只股票，分别是长虹和兴化，取得约十倍的回报，奠定了后来的财务基础，同期指数大约上升了两倍。这段经历当时以《关于股票投资的通讯》系列分期发表于《金融时报》上，以至于时隔十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到我。在1996年初时，静态数据显示，即便股价不涨，长虹的派息率也能达到10%，当时的一年存款利率为10.98%。之后的20个月长虹股价涨了十几倍，再之后我决定去美国读书，可以说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读了美国的MBA。

如何在远隔重洋、没有互联网信息、没有网上交易的年代，决胜万里之外，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三）危机之后的两年40倍

 

1997年《中国经营报》将我的专访照片恰巧与一篇报道巴菲特的照片刊登在同一版面，兴奋之余地简略翻译一下，寄了一份给遥远的美国奥马哈。不久收到他办公室寄来的感谢信，也令我生发出“有朝一日能亲见巴菲特一面”的愿望。

在人地两疏的异国他乡重拾英文应付托福、GMAT，直至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商学院读MBA，已是巨大的挑战，而生活也需要代价，那时的美元汇率是1:10，我相信很多可能成为伟大投资家的种子，被扼杀在人生早期的生活成本重压之下。唯一的财务来源就是已有的资本以及由投资产生的或有收益，美国市场还有待熟悉，主要的投资仍然在国内。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愈演愈烈，市场上无数财富随风而逝，忍至次年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总之打击连着打击，就像一个溺水者，每当想喘息一下就被再灌进一口浑水。这是一段没日没夜、焦虑不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日子。

危机自是有危有机的，在1998年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提到：“以现在的价格买万科B，即便其股价不涨，分红也有20%的收益”。但当时没有网上交易，B股甚至没有电话交易，派人天天去营业部下单，市场极其萧条，有时接连下单数日竟然没有交易，因为成交量为零。

互联网当时中文信息非常有限，为了取得国内资本市场的信息，我在洛杉矶的华文书店花高价订阅了海运而来《上海证券报》，每月取一次，而且时间是滞后三个月。这对于天天盯盘的“炒”股者恐怕是难以置信，大家通常都认为股票市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但我的确是凭着过期的报纸，在远离祖国的三年时间里，取得了A股投资翻番的业绩，投资对象有东大阿派、同方等。

2001年秋季在A股市场遭遇欺诈，遭到较为严重打击。同时发现很多香港H股价格远低于A股，于是清空A股转战海外，这也是我们港股投资的开始。我在2001年秋天给投资人的信中总结：“这是我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看淡（A股）后市。”没想到此举使我们幸运地避开了2001~2005年的A股大熊市。移师香港后，买了一系列具有高派息的股票，其中包括后来被巴菲特相中的中石油，当时每股一港元多，仅派息就有10%的回报，令人觉得股价涨不涨已无所谓。

顺便提一下，在2007年秋天我们重演了一次2001年秋的A股大撤退，同样由于认为A股高估，同一股票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远低于A股市场，我给投资人写了一篇名为《为了再见的告别》的投资信件，于是在2007年9月前后全部清空A股，移师海外。但这次没有6年前那么幸运，虽然避开了A股大溃败，但却赶上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所有市场都垮掉的情况，以往，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美国没事、2001年美国科技股崩盘中国没事、2003年中国SARS横行时美国没事等，2008年是所有市场皆崩溃，其强度仅有1929年那次经济危机可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于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在1929年遭受严重打击之后，用了七年时间才复原，我们在2009年一年时间即夺回所有损失，已是幸运之至。

2001年美国遭受“9• 11”袭击，喧嚣已久的科技股泡沫也开始无可阻挡的大崩溃，如同天上掉下的利刃，令所有敢于中途接手的人鲜血淋漓，一年的时间许多公司跌得面目全非，缩水90%以上。搭上末班车的中国网络股新浪、搜狐、网易也没逃脱厄运，新浪从55美元跌到1美元，网易更是惨跌至0.60美元，依稀印象当时的首富丁磊身价从70亿元跌至0.3亿元。换位想一想，如果自己的身价性命在下跌99%之后，再下跌一半，怎不让人骨折心惊、形销骨立？这时一些有胆识的人开始出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段永平，在受到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灵光之后，全力以赴投资网易并最终收益超百倍，奠定了其一生中最为伟大的经典投资案。

这期间我投资了新浪、搜狐，并在之后的两年取得了约40倍回报，这段历史后来被记录在一篇名为《让钱努力地工作》的文章中。但眼见太多的惨烈，这次冒险并不敢倾尽全力，心境已不复当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侠倜快意。

也是这一年，我终于实现一个怀揣已久的梦想——亲见巴菲特。初次见面时巴菲特说：“你可能是我第一个来自北京的股东”。多年之后我将和巴菲特、芒格的合影放大了挂在办公室里，这张三人照片在六年前被媒体首次采用时，被裁成两人照发表，芒格的身影很不幸地被裁去了，原因是“这个老头是谁”？

身在国外，才能感受到埋藏在内心深处，对于祖国的眷恋渗透在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当相隔数年首次飞回首都机场上空，隔着眩窗望见祖国的大地时，我耳畔回旋的竟满是歌曲《我的祖国》旋律：“这是我们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心里说：“祖国啊，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这期间认识到财务自由的意义，上至民族尊严、国家统一，下至家庭和睦，多与经济基础相关。钱不再仅仅是钱，它是过去青春岁月、奋斗与汗水、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是未来幸福的保障、家庭和睦的源泉。芒格说：有智慧的人可以用金钱获得幸福。

2004年已是A股下跌的第四年，在温哥华纷飞的大雪中我意气风发地给国内投资人写信，题目是《播种季节》。

（四）财富管理者的唯一美好结局

实际早在1996年就无意接触到了日后被称为投资管理（或称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行业。当投资作为职业时，便产生了投资人与投资管理人的分离。

投资的真正意义在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通过投资企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增加税收，为大众提供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为投资者实现价值最大化。

当投资人亲自管理投资失败时，面临双重损失：一损失金钱，二损失青春。

投资管理的意义在于，即便在不考虑盈亏的状况下，它替投资人节省了青春，让他们有机会去完成应该做、擅长做、喜欢做的事情，符合社会分工的规律。

2001年秋，由于认为A股高估专门从国外回来将众人的委托解散。当年正经历呼机升级为手机的时代，时隔三年，一些人已经联系不上，辗转之下才将翻了番的资金各归其主。这件与社会上流传的“携款外逃”完全相反的事迹，竟为我日后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好名声，更让人相信：“社会需要有能力的好人”。而证明这一点需要时间，一个好名声的建立需要很多年，如果一年不行就用五年证明，如果五年不行就用十年，如果十年不行就用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不行就用一辈子，几无捷径。为了妥善安排肩负的责任，我甚至在29岁时写下人生第一个遗嘱，这令很多人吃惊而印象深刻。

“就资金运用而言，我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钱”。这是我2004年给投资人信件中的话语，但这并不表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投资没有损失。实际上在帮助一众家庭达到财务自由境界的同时，失败的案例也是有的，而失败原因总结到最后只有一点：没有按照规矩办事。

在付出青春和资本的代价后，我们最终总结了十六字的工作原则以提高胜算的概率：“理念认同、资金合适、沟通顺畅、配合默契”。通常而言的投资知识、经验等等仅仅占到投资成功因素的三分之一，很多投资之外的因素，例如坚韧、毅力、资金的性质、投资规划、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看似与投资无关的因素，却可能决定最终的投资命运。

我自己的投资风格可以概括为守正出奇。大约是希望在物有所值的基础上还能有所增长，如果全是“守正”可能平稳有余而增长不足，皆为 “出奇”可能过于冒进而风险太大。但是任何方法与体系，均有利弊共存，没有完美的世界。

投资对象的选择，我们希望“好企业好价格”，即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运营优秀的企业。至于何为优秀企业、何为合适价格，每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解读，就像一千个《红楼梦》的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不同的林黛玉一样。

必须承认，我有很多的不擅长，例如判断庄家机构动向、例如判断短期大势走向等，我们从来不买ST类股票，甚至至今也没有创业板开户。我们喜欢的企业类型至少具备的条件包括：一、盈利；二、可持续性盈利；三、可增长的持续性盈利。较为重视的指标有净利率、ROE、PE、PEG等，以及管理者的品质。但现实总是较书本复杂的多，我们也会经常看走眼。

在实际的操作中，通常采用持仓为主、集中投资的方式，根据市场变化不断选择性能价格比较优的对象。这种方式在具有优点的同时，面临两大风险。

持仓通常表现为重仓或满仓，这种行为源于现实中财务最为成功阶层的启发。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通常只有一类人—— 优秀企业的持有者。观察这个财务上最为成功的阶层，会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在面临经济困境时通常会选择坚守，他们很少有“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先止损，等好了再说”之类的态度。其中大部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负债，即财务杠杆。

集中投资是达成投资目标的重要手段，否则仅以百分之一的资本即便抓住了上涨十倍的股票，也是于事无补。了解对象的集中投资较之不明就里的分散投资，实际上更具安全性。

持仓为主的风险在于遭遇系统性风险，例如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应这种系统性风险的手段是合适的人和合适的资金，而不是所谓的“止损”。

在我的投资体系中，没有通常而言的基于股价变动的所谓止损概念，因为无法认同为何10元物有所值的东西，跌到7元反而要卖掉。早在1997年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提出自己卖出股票的三个原因：目标公司质量恶化、价格高估、有更好的选择。多年以来没有改变。集中投资的风险在于投资对象货不对板，控制这一风险的手段是勤奋工作，别无他法。

投资目标的线索通常来源于阅读与生活细节。我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阅读，感谢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大量的阅读可以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以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林肯曾言：“没有谁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长期阅读的习惯令我觉得看文字甚至比亲自见面能得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热爱生活应该也是发现好目标的方法，一些投资对象的线索完全由生活细节引发而来，例如谈天中确定百度、看冯小刚的电影投资中联重科、街头闲逛发现谭木匠等。投资过程大体是搜集、研究、判断、执行以及忍耐，再重复的过程。我的整个时光基本上处于这种不断的阅读与热爱之中。

对于那些“崽卖爷田心不痛”胡乱花钱的行为我也是常有腹诽的，几乎成了职业病。除了间或参加一些股东会，我很少做所谓的实地调研，这与很多机构喜欢花费巨资进行上市公司实地调研不同。唯一的例外是我在香港市场投资的一个加拿大金融公司，其历史跨三个世纪，涵盖银行、投资、保险业务，为了了解该公司，我甚至去应聘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怕遇到不懂投资的人，最怕的是半懂半信却总有主意的人。这种半信半疑的性质往往在市场走牛时演变为全信，或导致高点入市的风险；在熊市中演变为全疑，或导致底部清仓的遗憾。

找到合适的投资方法或合适的管理人是投资成功的法门。但在投资的过程中，无论我们做再多的努力，也仅仅是增大胜算的概率，却无法消灭风险。

资本二级市场上，能历经十五年以上而不倒的投资人，应该都有过人之处，都是磨练出来的“练家子”，唯一不同的是非公募出身的多是拿自己的钱炼出来的，出身公募基金的多是用别人的钱炼出来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突然有了合法募集的数十亿乃甚至更多莫不相识投资人的资金，炼坏了可以合法地巨亏仍然拿固定管理费，炼好了变成了大佬，这样的好机会就连巴菲特当年也是望尘莫及。

无论公募基金还是对冲基金，作为财富管理者，应该是责任与能力的结合，他们最终的美好结局只有一个：经历周期之后，战胜大盘并取得绝对盈利。如果能解决问题就更好了。这种“不负如来不负卿”两全其美的投资成功像所有成功一样，因稀缺而令人着迷。

 

（五）信念的好处

 

我原本每年会给投资人写一、两篇年度投资回顾，平日也常会遇到需要解答的投资问题，多有重叠之处，为了提高效率，渐渐以文章方式统一答复，一来二去便有了写财经文章的传统，给人印象较深的有2004年的《播种季节》、2007年秋《为了再见的告别》、2008年《穿越众人的惊恐》、2009年《暗夜中的坚守》、《专业的胜利和世俗的未成功》等。这种理念的传播无意中起到了投资者教育的作用，在日后一次次经济危机中起到了坚定人心的效果，信念的好处在于它能让人度过艰难的时光。

金秋十月是《钱经》杂志创刊整100期，这期间，我有五年多时光与他们的青春月月交织在一起，这是我之前没有预预料到的。

写《钱经》专栏的本意是让那些对于投资绝望的人们知道，在没有内幕、不听黑嘴、不跟庄家、甚至不天天“炒”股的情况下，也是投资成功的可能。本打算只写一年，不期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撞个满怀，于是咬着牙坚持到现在，没想倒是渐渐得到一些读者的嘉许。

尽管我一直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习惯，但在2007年牛市行将终结之际，应承写这个每月专栏终究是个极其错误的决策，这个“牛尾巴”时刻的决定令我日后懊悔不已，自己经历悲惨也就罢了，还要将这悲惨展示于人前，实在是有苦难言。这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我也不例外。好在有足够长的时间，让我有机会证明，长期而言，我们并不需要靠运气胜出。

生活中的点滴或多或少地成为文字素材，在某种程度记录了所见所闻，它们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我被称为“投资界写文章最好的人”。甚至在发表《第一最好不炒股》之后，有人认为我是搞文艺的，而非投资业者。自己也常回顾一下过去的写作，原本是怕写重复了内容，却发现有些文章确实悦目，就如同不经意间翻出十多年前在美国读MBA时写的论文，看着大篇流畅的英文，心中竟升起幻念：“这竟是曾经的我亲自写的吗？！”

较为中意的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彩色的经济学家》、《秋凉中寻桂花香》、《投资的目标》、《巴菲特，生日快乐》，文采与理念俱佳。例如在《要找就找天南这样的人》一文中对春天的描绘：“温哥华的四月，远望山上还是白雪皑皑，公园里却已是樱花盛开，满树满眼粉红色的舒畅，微风轻过落英缤纷，花瓣随风飘舞，落在肩上、发上，落在怀里”。至于广泛被关注的《十五年一千万》，应该是无意中切合了许多人心中的愿望，但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解之后全力以赴执行和义无反顾的精神，“知行合一”绝非易事。

尤为喜欢的是2009年4月专栏两周年时的《有人夸我文章好》，题目潜在本意是说除了文章好之外，我们实际上投资干得更好。清楚地记得，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身体像是燃烧了一般激动地发抖，这才明白老一辈作家所言“如果想感动读者需先感动自己”的含义。这篇文章至今读来仍然觉得清新无比，其中一段“春天来了，去年的樱花再次盛开，窗外是一株大大的樱花树，一束束粉色的花朵竞相地开着。早晨起来，透过繁花，印着清澈蓝天的背景，刚刚割过的草地散发出清新的青草的味道。”本是源自在海外时写给北京亲人的信件。

当时正值温哥华的春天，前不久再次旧地重游，坐在同一片草地前，樱花盛开的季节已过，满目青翠依旧。老友相对，仍然记得2009年4月的对话，“再过三年，也就是2012年的4月，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过去了”，但是残酷的世界告诉人们，我们实在低估了本次危机的长度与烈度。一如当年所言：“即便我们的精神可以穿越眼前的迷茫而窥见未来的锦绣美好，我们沉重的肉身仍然要留在此刻的时空，历经必要的磨难 ”。

这个十月也是本次金融危机整整五周年，自2007年10月上证指数6100点跌宕直下到如今的2100点，累计跌去三分之二，市值缩水7万亿。而相形之下，引发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其股票市场在经历危机之后，却已几乎完全复原，这之间的反差确实令人深思。

这五年以来眼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打开媒体至今仍是不断跳入眼帘的悲惨。面对萧索零落的市场，有谁知道是满地鸡毛还是黄金遍地？想起麦克阿瑟著名演讲中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我想说：投资不死，只是凋零。（Investo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即便是过往失去的五年，人们也见到有沙漠之花在盛开。

已有的日子，唯一遗憾的是，在证明每个人都有达成财务自由可能的同时，却没有过多地提醒其间的艰难与残酷。不要指望每一次努力都有正向的回报，翻阅十多年前的笔记，见上面有一段：“我们今天播下的种子，在未来的道路上，如果能有80%发芽，60%开花，30%结果，我们的幸福就已经足够了”。

（六）投资成功的策略与道路

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这种境界被称之为“财务自由”（Financial Freedom）。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如果人们过的富裕一些，通常他们会更幸福些。查理•芒格说：有智慧的人可以用金钱获得幸福。曹仁超说：“85%的幸福可以用金钱获得”。诚哉斯言！

财务自由的境界如果没有前人荫庇，通常需要一砖一瓦地建立并认真地加以呵护。社会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正在奔赴成功的人和已获成功的人，并非常言的穷人和富人。“正在奔赴成功”的人，即尚未达到财务自由境界的人；“已获成功”的人，即已获财务自由的人。

前者以职场白领“杜拉拉”为代表，应在关注自身的工作之外，可以通过执行适当的财务规划达到财务自由的境界，这个阶段约用三个经济周期的时间可以完成，在资产配置策略上需要注重适当“集中”，集中火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可参阅《一场战斗和战争的区别》一文。

后者以成功企业家为代表，目标应是财富的保全和增值，因为从“有”到“无”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个阶段资产配置的策略应是适当“分散”。

“杜拉拉”们往往因为目标太遥远而放弃；企业家们往往由于过于自信囿于已有成就而坐失良机。这两类人群在现实中可能互换。

针对认为目标太过遥远的人们，我们将目标分解一下，将财务自由的初级阶段称之为“财务健康”。并认为一个普通家庭通过十五年的执行规划，应可以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运气好的话，时间可能会缩短，但运气不在努力范围内。可参见《十五年一千万》一文。

达到财务健康的标准是一个人或家庭，其财产性收入达到或超过其日常工作所得。如果一个人上班每月赚八千元，有朝一日即便在家躺着每月也有一万元收入，心里会安稳许多。这种安心的感觉就像如果想喝一杯水有一整桶水放在旁边；如果要开车出门油箱是满满。我至今尚未遇到因为有了财产性收入而虚耗时光的人。相反，就所见而言，没有一个成功的人不勤劳，没有一个成功的人不用心思考。

中国文化中有“耻于谈钱”的传统，但同时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对于财富构建和保全，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道”就是投资。投资又可以涵盖诸如创建企业、房地产交易、古董收藏、PE、VC、证券市场等，鉴于企业创建的独特性、PE、VC对于社会关系的高强度要求、古董收藏的专业性、不动产交易较差的流动性，我们的着重点最终较多地落在资本二级市场上，也就是通常而言的股票市场。但这些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生活中有机地交叉在一起。势变事宜，随机而化，“变”才是唯一不变的。

而今理财一词已深入人心，但大众很少能窥其全貌。理财实际上由四个部分组成：银行、保险、投资、税务。理财整个的核心简言之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在这四个部分中，就根本目标而言，银行业务提供的是便利，保险提供的是保障，税务指的是节流，而增收的责任主要由投资完成，投资是一个家庭财富升腾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最难和风险最大的部分。

投资的成功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成为像巴菲特那样的人；二是找到像巴菲特那样的人。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绝大数人并不必亲力亲为。

追求财务自由的种子，实际上深播于每个人的心中。在投资的过程中，或有挫折、或有跌倒、或有寂寞、或有嘲讽，以金石可镂的坚忍和宁静致远的心态或可令人接近最终的胜利。再多的困难都值得去努力，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要的幸福。

人生如此飞快，故事尚未完结，因为我们都在路上，希望再过二十年，你我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