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论理性主义不注重个体的差异，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是已知的、是可测量的，那么就可确信，环境之中的个体行为就犹如气体中的分子一样，其行为是确定论。"（克劳斯.迈因策尔,第322页）传统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假定，投资者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投资者对于自身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应对，并不会引起投资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样的假定下，投资者所面对着的世界与人自身，相互之间实际上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这种分离决定着投资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只是对他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应对，而不会使他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任何的改变。这种分离意味着投资者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不存在由于投资者之间多维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投资者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于是，复杂关系成为简单的关系。
关键在于，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在确定自己一生的效用从而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储蓄来调节围绕这一确定水平的波动，即进行风险管理。投资者之所以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最为根本的在于投资者所进行的风险管理本身是影响风险形成的要素，投资者通过风险管理实际上参与到其所面对的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之中，因此，风险实际上是通过无数投资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在这里，投资者是理性不及的。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投资者的投资对于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的意义，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了。投资者投资的有意义在于，投资者通过其投资，实际上是参与到金融系统从而金融秩序的选择中，而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选择与再选择，影响并决定着风险的形成和风险的水平。因此，对于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金融风险管理的讨论，必须放到投资者与整个金融系统的互动中，才能够说清楚。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导致并决定着个体所承受的风险。
风险是投资者所承受的投资收益的波动；而不确定性则是决定着风险形态及其水平的金融系统与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当然，不确定性总是要通过个体所承受的风险表现出来，也就总是要由个体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不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而且，对于个体来说，他只是认识到他自身所承受到的风险的影响，他并不需要从自身所承受的风险而意识到整个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变化。但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是实质上存在的。
简单的、无差异的假定，是以存在着先定的效率标准为前提的。可是，实际上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意愿，带着不同的目的进行投资者。因此，重要的是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形成中的位置，而不是某种先定的效率。布坎南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既没有目的(purpose)、功能(function)，也没有意图(intent)。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Buchanan,1991,第27-28页）
既然经济在总体上是无目的的，由各投资者所参与的经济其走向也是不可确定的、非决定的，是创造的，那么，传统储蓄理论所描述的储蓄对于投资者追求其合乎意愿生活的作用就是有限定的，储蓄在这里所要体现的人的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投资者所参与的社会经济这个复杂系统，是投资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这一系统的整体走向是随时变化的，它必定随这一系统中每一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断形成，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情形。所以，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自身应对外部问题的理性计算过程，更大程度上是投资者们之间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并不断演化秩序的互动过程。这样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个投资者的行为，实际上最终都将传导到整个系统，并对原来的系统发生影响。在这里理性的计算是有限度的。理性，应该被理解人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积极参与，而不能被理解为在可计量基础上对自身所面对的不确定的把握。"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采用经济人假定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为了科学地解释（作出预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Buchanan,1987，第52页）
投资者处于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之中，其目标和意愿是受到其所参与的系统中所有成员的互动的约束，这一系统及其成员互动所形成的走向，是他理性所不可及的，他的理性体现在他参与到这一系统中成员的互动中。
２．选择与参与
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是围绕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问题既寓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之中，又不同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因此，如何展开秩序问题的讨论，秩序问题的讨论与日常选择问题是否能够相容？如果能够相容的话，又如何相融合？
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行为主体选择行为所作的讨论，是以制度规则的既定为前提的，市场作为制度在其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么一个既定的设置下，各类行为主体展开交易，行为主体的交易与市场这一制度设置本身的变化之间，并不发生关系。在分离制度选择与日常选择的情况下，一方面制度演进被分离，另一方面对于个人的假定则变得机械、呆板。新古典经济学依靠了一种选择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经济当事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目的，对他们来说，目的是以无差异曲线的形式给定的。"（米塞斯，前言）
当然，在经济理论史上，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力求把日常选择行为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说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渊源，但这些理论资源在发展中往往被抽掉了其关注制度讨论的一块。可以说，把日常经济选择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的讨论，并没有真正发展为成熟的框架体系。
在制度选择的讨论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情况下，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试图专注于制度选择层面的讨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制度演变的研究得到一个深入的发展。布坎南把人的选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中的私人选择，一是对于公共物品的选择，这两个选择属于执行层面的选择；还有一项是对于制度规则的选择，这属于立宪层面的选择。因此，布坎南区分了执行层面与立宪层面的选择，并且把这两个层面的选择看作是相互分离的。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声称专门研究对于制度这一立宪层面的选择。
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立宪经济学在几十年里仍然停留在泛泛的讨论中，并没有更为深入的展开。看来，我们还得坚持，人的选择只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并不能把人的选择分为可以相互分离的不同层次。人们在日常的选择中，必定进行了对于制度的选择，而我们也必须从日常选择出发，决不能脱离日常选择来讨论制度选择。如果说秩序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那么，它必定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日常选择中生成并演化的。实际上投资者在进行金融产品的选择时，一般地也不会意识到他在参与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这就是秩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不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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