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理念之争
关于政府应该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代表人物分别是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中，他们两人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争斗绵延不绝。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同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但是政治理念完全不同，汉密尔顿强调政府在市场中要有一定的主导作用，他鼓励和扶持纽约的资本市场，而杰斐逊憎恶投机，他把汉密尔顿所热爱的纽约称作“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汉密尔顿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对美国早期金融体系的整体设计，对纽约之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也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纽约银行的创始人，他的墓地与纽约银行隔街相望。在1792年美国股市发生第一次股灾时，他下令财政部大量买进国债，对市场进行支持。此事在当时被政敌诬为进行金融投机，汉密尔顿不得不接受共和党三位议员组成的调查团的调查。虽然顺利过关，但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证券投机的偏见。
而杰斐逊主义者对市场崩溃总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他们非常仇视资本市场中的投机者，认为这些投机者都是罪有应得。杰斐逊主义者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调整和修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之一，更为片面的是，他们只看到了资本市场的一些负面效应，认为虚拟经济不会对实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而事实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现代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协同发展，对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汉密尔顿离开历史舞台后，杰斐逊主义者对市场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理念占领了主导地位，长达一百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市场缺乏监管、政府无所作为、投机盛行、交易所各自为战的状态。从1792年《梧桐树协议》签订，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这么长的时间里，美国居然没有一家中央银行。
在政府角色完全缺位的情况下，早期美国的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地会有无数市场操纵（俗称坐庄）丑闻，《伟大的博弈》的前言中说道，“在这段时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联邦政府应该在市场监管方面有所作为，而当时的纽约州政府和市政府都深陷在腐败的泥潭当中，大部分官员都很容易被金钱买通”。
一部美国金融史，从某个角度看，也是一部金融操纵史。美国资本市场早期比较典型的三个市场操纵者是菲利普斯、杜尔和利特尔。菲利普斯掀开了这部金融操纵史的帷幕，他操纵的对象是早期北美殖民地的货币——贝壳串珠，操纵手法是购买大量的贝壳串珠，把它们埋在地下囤积起来，以此减少货币的供应量，达到了哄抬货币价值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一个人实际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而杜尔的操纵手法是利用内部信息。他身为财政部长助理，无耻地利用内部信息来操纵市场，最后以失败告终，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后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像利特尔这样的股市操纵者，他们不像杜尔那样利用公职去操纵市场，而主要利用对一些大的事件进行判断来投机。可以说，利特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投机者。当然，他也绝对不会拒绝使用欺骗手段。例如，他会在俱乐部里假装掏手绢，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快去买某只股票，别的经纪人都以为他有什么特殊信息，赶紧去购买，而他借机出仓来获利。
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形下，市场投机者的破坏力量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二十世纪初，在加拿大一夜暴富的投机家海因兹来到华尔街，控制了几家银行，开始对铜矿股票的投机操纵，不过他在这里遭到了老对手的清算，最终反而赔上了老本。然而，对华尔街而言，这并不是一场胜利，海因兹事件引发了银行挤兑，最终引发了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没有中央银行，美国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所幸J.P.摩根和他的摩根银行站出来充当了中央银行的角色，才最终挽救了美国经济。
当美国从1907年的恐慌中缓过来时，人们才意识到杰斐逊理念差点将这个国家毁掉。于是，汉密尔顿理念又被重拾，1913年，被称为联邦储备体系的美国中央银行框架终于建立起来。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成立，美国资本市场才第一次有了监管机构。1987年美国发生股市危机，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的主席登上历史舞台。从那时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格林斯潘奉行的原则是，在市场出现大规模恐慌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具体的做法是美联储向银行提供资金，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尽管格林斯潘没有像200年前的汉密尔顿那样直接干预市场，但是他强调了中央银行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汉密尔顿主义的回归。
南北战争
1861年到1865年之间发生的南北战争，对美国的证券市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的债券发行都是通过私募的方式发行的。南北战争期间，北方的银行家库克革命性地向公众发行战争债券，使得北方联邦政府得以迅速地募集到战争所需要的资金，而百姓也得以把爱国热情转化为一种投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北方政府。
库克的这一创举对战争的进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尚未掌握现代资本市场这一重要工具的南方政府，只能依靠大量印钞来支持战争费用。这使得南方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战前的9000%。这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胜负。同时，国债的大量发行，意想不到地催生了华尔街的空前繁荣，并使得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战前的1861年，国债的规模是6480万美元，到1865年战争结束时，国债的规模达到了28亿美元，增幅是40倍。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占人口的比例也大幅提高，由战前的1%上升到了战后的5%。在1865年战争结束时，纽约交易所的日交易量达到60亿美元，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而当时的一般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不过是1500美元。南北战争使得华尔街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第一个转折点：经纪人的自发革命
华尔街混乱无度、投机盛行的童年期在酝酿着一个很大的变革，它源于一个无序的市场中寻求变革的内生力量。
1870年，华尔街《商务金融报》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充满阴谋的时代，保密成为了成功的一个条件。……公司的财务报表……它显示了公司收入的来源和数量、每一块钱的用途、财产的收益、运营、供应、建设和维修所花的成本、公司的负债情况以及整体资金的处置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精心编造，以供每个季度公布出来。”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当时上市公司缺乏诚信、资本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当时的上市公司根本不需要披露信息，即使披露，信息也完全是虚假的，市场因此极度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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