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自主的货币政策最为彻底的例子。两国汇率在过去的10年之内经历了上下70%的贬值和升值周期。
欧盟各成员国放弃了自主货币(甚至财政)政策，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同时，欧盟却又放弃了汇率稳定，允许欧元自由浮动。
中国，以及金融危机后的许多亚洲经济体，选择通过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来取得经济内部自主的货币政策和外部汇率稳定的双重稳定。目前的问题在于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能否长期地维持下去。
在过去的20年中，所有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这并不是偶然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市场化的深入，金融市场会逐步成为所有市场的中枢神经，为其他市场提供信号，降低信息成本，并引导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金融市场又具有所有市场的共性，它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相对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尽管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它却是实现金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由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流动管制的效力也日渐薄弱，而管制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已占全球贸易的7%，外汇储备高达5000亿美元，民间外汇存款额接近1000亿美元。日益庞大的外汇经常项目对资本管制会形成更大的挑战。
又是一个197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体系的瓦解而离我们远去。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亚洲各国或多或少都采用了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亚洲与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区域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双方发展速度的差别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这个区域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逐渐在迈向瓦解。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是这个过程的代表。
宏观经济的三难理论描述的是一个中长期的均衡条件。在过去一年中，许多市场分析据此来推测(或猜测)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重估的可能性、时机、方式和幅度。这却是一个误区。
首先，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不如过去有效，而且社会成本大，但热钱的流入目前也只能以化整为零的灰色方式流入。国内与国外经济周期之间有一定的屏蔽。
其次，经济可以在非均衡状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只是这一状态持续越长，最终的调整可能越剧烈。
第三，正如1968年和1969年历史所展示的，技术层面的短期改善能暂时掩盖基本层面的非均衡状态的恶化，从而推迟最终的调整。实际上，受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近期通货膨胀和投资增长率都在逐步回落。
随机的和非经济的因素会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的过程中起很大影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亚洲区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一定会依照1971年的模式来展开。况且，我们也不知道2005年将是另一个1971，还是1970或1969。但是，2005年注定会带给我们无穷的期待，因为我们已来到了一个国际金融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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