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我们看到，当时德国面临着蒙代尔“三难悖论”(open－economy trilemma，即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维护固定的汇率制度、开放资本市场和实行积极有效的国内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最后德国的选择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项目开放了，汇率也变为浮动的了，您怎么评价这个选择？
余永定：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21世纪》：但我们也看到，面临相似状况的日本没有这么做。
余永定：关于日本，需要强调的是，“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经济不是由于升值本身造成的。而是升值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日本当时的经济衰退。但中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是经济趋热，政府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21世纪》：也就是说升值作为一种紧缩的政策正好可以对经济过热进行抑制。
余永定：对，就是这样。为什么麦金农(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编者注)反对人民币升值呢？因为升值对经济有抑制作用。如果中国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期间，升值之后，通货收缩可能更严重。现在是经济趋热或者过热时期，升值正好是浇一盆凉水下去，是最好不过的时候，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升值时机了。
最值得借鉴的德国经验
《21世纪》：还有一个问题，德国在汇率市场化的同时也开放了资本账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永定：对于德国来讲，开放资本账户的主要指导思想是管制会造成扭曲，造成资源误配。为了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应该开放资本市场。但是，开放了资本市场、资本自由流动之后，又要想让货币政策独立，就必须让货币自由浮动。
现在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外资流出，这样可以减轻对汇率的压力，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作为一个原则，我们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我们又要保持币值的稳定。那么，我们就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实际上外管局也是这么做的。
《21世纪》：现在放开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不正是为了让资本更自由的流动，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吗？
余永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QDII真能够出去的话，是能够减轻升值压力，但这是在有管理的情况下，跟资本账目自由化不是一回事。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在这儿，QDII暂时没什么大作为，谁那么傻，现在去投资外国资产？关键是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现在要对它有所控制，不能让它大量进来。在QFII之外，从其他地方流进来的也很多，那中国就更需要堵了。如果堵不住，就让人民币升值，升值之后中国资产贵了，外国投机者可能就不买了。中国现在拼命压低自己的价格，那不是引诱人来买吗？然后再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那不是等于降低了外国投机资本套利出逃的成本吗？
《21世纪》：以德国当年的经验来分析，您觉得汇率在开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余永定：在实践过程中，有的时候，也要在国内货币政策和汇率之间做某种平衡，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书呆子式的。德国当年在实践中也干预外汇市场，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汇率属于蛇形浮动。
但我觉得现在看汇率问题，都不用去远看德国、日本或者过去，你就看现在的韩元升了多少？
在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最大误区就是：认为升值对美国有好处对中国没好处，升值是屈服于美国压力。我希望再次强调，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带来阵痛，但升值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不能因为人家让你升值，你就偏偏不升值。当然，具体怎么升，升多少，这个问题可以另行讨论。
《21世纪》：今天谈了很多德国的经验，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是什么呢？
余永定：第一，坚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影响；第二，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可以为这个目标而牺牲(或由其他部门负责)；第三，形成非常强的文化和制度保证。否则再好的政策也难于得到贯彻。我认为这最后一点是特别值得中国借鉴(但不是照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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