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冲击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径，便是在这一地区经济泡沫到达疯狂状态的时候。
导致泡沫经济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现象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繁荣到衰败的转变，但根源却是市场的放任，导致金融市场创新速度和监管工具的脱节，为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埋下导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姗·斯特兰奇将当代资本主义比作一个规模宏大的“赌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座“赌场”里不情愿的赌客。
斯特兰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因特网和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出现，使金融投机和金融风暴转瞬间成为可能。像索罗斯从东南亚转移几十亿美元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全球化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对外资的争夺战中，很多国家品尝到金融大开放带来的快乐大蛋糕。但却对因此而来的地产泡沫、高额赤字乃至资金外逃视而不见。这似乎是一场透支快乐的狂欢，人们必须为无节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价。
是谁将狂欢者——其中包括某些国家的央行行长，或许是一国元首——从经济增长梦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罗斯。
痛苦的9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遭遇狙击，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1992年的英国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是举国上下财富缩水，而索罗斯却从这些国家经济的废墟上踩过，手里如海盗般拎着满满的钱袋。
不过，索罗斯和18世纪荷兰海盗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虽然英国人称其为“吸血鬼夏洛克”，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瓦骂其为“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泰国人声称要将他绳之于法，但这并不妨碍索罗斯继续靠寻找“鸡蛋上的缝隙”来赚钱。
“金融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漏洞，肯定会出现问题，由于我而出现一些情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体制的不完善，这与道德和爱心没有关系。”在参与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杀之后，索罗斯给自己找到这样的下台阶。
寻找制度的缺陷，玩转游戏规则，合法地致富，这是就是索罗斯们在全球资本市场“掠夺”的惯用伎俩。他们的战车，是资金庞大到所向披靡的对冲基金，手中的武器，则是令世人难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复杂精密的数量模型。
索罗斯，则是全球对冲基金的“教父”，是金融体系麻烦制造者群体中的头号人物。
对冲基金的第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是1992年索罗斯发动的狙击英磅之战。那一年，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索罗斯则成了“打败英格兰银行的人”，战果是骇人的10亿美元。
虽然当时全世界对索罗斯的暴富大为渲染，并引起国际金融体系对对冲基金监管不严的恐慌，但是，各国似乎并未能够找到真正对抗索罗斯们的法宝。
银行家的一筹莫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央行行长不是最后一个被对冲基金挫败的央行行长。墨西哥、泰国、印尼、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央行行长，在对冲基金肆虐下，一个又一个低下了高贵的头。
下一个备受考验的央行行长会来自何方呢？
是中国吗？
索尔斯、默顿、穆林斯（DavidMullins，前哈佛教授，曾任美国财政副部长、联邦储备局副主席）三人1994年参与管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曾被金融界称为“梦幻组合”，但长期资本基金在1998年仍因风险失控而一度濒临破产。如果不是巴菲特和索罗斯等华尔街巨子出手挽救，国际金融体系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美国股神巴菲特和投资师林奇都认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存在毫无意义。巴菲特甚至预言——衍生工具、对冲基金缺乏有效监管，迟早——未来10年内——带来灾难性金融地震。
曾经多次在金融市场的崩溃中斩获甚丰的索罗斯，更是预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即将瓦解。因为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即使早已在金融的骇浪中练就一身铁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无法抵抗来自国际游资的冲击，而刚刚从资本市场的游泳池学会“狗扒式”的中国，却正在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步伐。金融风险随之而加剧。稍来不慎，很可能在引狼入室之时，遭到狼群的攻击。
自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外贸依存度超过五成，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打个喷嚏，中国经济难免要伤风。如果未来真的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体系很难像上世纪末那样独善其身。
“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中国要向世界开放它的金融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尔斯认为，“中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非金融经济。这就意味着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风险就是要面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经济竞争。因此，必须花时间学习在加入WTO以后如何进行金融经济领域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当外资银行在2006年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中国银行业必须展开肉搏战的对手，是规模巨大、治理结构优良、信用程度高、全球布局的全能银行。
中资银行还必须面对新的困境：政策优势逐渐丧失，优质客户加速流失，高级人才流失以及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陌生。
更艰难的是，中资银行习惯了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鸟笼”中生存，一旦获得了在天空翱翔的自由，会不会已经不知道该怎样飞翔呢？
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带动金属等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飙升，习惯于在现货市场购买原材料的中国企业，对此几乎是束手无策。
中国企业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同行。因为跨国公司不仅早就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休供货合约，更主要的，他们还按规则运用期权锁定利润。但是，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中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有大型企业能够参与衍生品的保值交易。
对金融衍生品交易采取逃避的态度，长期的结果，是中国经济的命运将捏在人家的手中。
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全球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资本的25%。但是，却未能掌握这些大宗原料的定价权。这种困境直接后果是，当中国需要大宗购买时，国际供货商便趁机抬机，而中国需求减弱时，产品价格随之低走。
参与世界期货市场交易，让中国企业在原材料交易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此举与其说是金融创新，不如说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必然途径。无奈之下，中国推出了燃油期货，并大大放宽了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的限制。
2004年8月，云铝股份、焦作万方、宏达股份等一批国企获得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资格，意味着中资企业开始要在衍生品交易中与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交手。
其实，中资企业早已在香港股市与索罗斯们过招，结果是各有胜败。但是，可以预见，很快在深沪股市，投资者也将见到类似索罗斯般的基金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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