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淮：日本经济十年衰退后，等到现在才出现强劲复苏，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支持战后高速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实际上不再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因为当时日本经济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二，而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继续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贸易摩擦等诸多问题。日本十年的衰退正是由于它当时试图继续维持出口带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于是过多的供给流动性以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结果导致资产泡沫膨胀，最终破灭造成的。当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说明这段时间日本央行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比较成功，包括日本央行及时向金融机构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日本政府向银行提供公共资金用以处理其不良债权等。
结构改造牵扯到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传统的主银行制度，企业方面的员工序列、终身雇佣等结构改革都需要时间。1997年桥本首相雄心勃勃，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即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教育改革等六大改革。1997年的金融改革，借鉴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以证券业为中心实行的所谓“大爆炸”的大规模金融改革的经验。这一人称“日本版大爆炸”的金融改革给日本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冲击，打破了日本传统的主银行体系，大企业不再依靠银行融资，而是更多的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改革的结果加剧了金融机构的竞争，活跃了资本市场，也极大地提高了融资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随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在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理，重建日本金融体系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应该说，这些结构性改革为今天的日本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2.美国道路与日本道路
主持人：比较美日两国发现，美国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也面临产业转移，并出现了滞胀，但美国通过发展新经济和服务业，从而导致美国在克林顿时代(1993-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与日本形成截然相反的局面。那么，日本经济走美国的模式，有没有现实的可行性？
陈志武：美国式经济增长与其发达的私人股权基金、严厉的资本市场以及由此激发的创业和创新热情是分不开的。而日本过于依靠银行贷款，且贷款成本非常低，恰恰打击了这种创新热情。这就是为什么硅谷是在美国而不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原因。当然，也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等因素。
黄海洲：如果看美国经济的未来，可以从四家公司出发：波音、微软、花旗和高盛。这四家公司可为一联:“波音高盛；花旗微软”。波音公司是高端制造业(硬件技术)的代表；微软是高端信息业(软件技术)的代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高科技企业，业务做得很大，但却没向银行借一分钱，完全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花旗，实际上代表广泛的金融服务业；资本市场起作用靠高盛为代表的投行，大多私募资金也与其有关。其它行业并非不重要，但最能代表美国未来的是这四类企业。制造业要往波音等高端制造转型，信息技术发展要往微软这个方向发展，各行业与资本市场和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转型可能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因为这四类企业在目前的日本不易找到。经济转型不仅与其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相关，还与民族创新能力以及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关。
张季风：日本能不能走美国那一条路？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美国除了经济上的优势，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这是日本不可能具备的。从文化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开放、充满创新动力和冒险动力，而日本可能是东方世界比较保守的国家，越富越保守，再加上它是一个岛国，本身是一个单一民族，资源贫乏、市场狭小，没有成为政治大国和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空间。
另外，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以及限制移民政策可能会制约其发展。如果不从周边或东南亚大规模移民，实现人才的流动，日本就很难产生一种创新机制。日本对国际人才流动有很多制度限制，比如外国人不能在日本做政府公务员，不能做高中老师等等，与美国有很大差异。
陈志武：刚才黄海洲讲的四个公司也许可以加上第五个，就是沃尔玛。沃尔玛超市既不是提供技术服务，也不是制造业的升华，而是简单的利用人口流动，实现规模化销售和规模化进货。但从很多角度来讲，沃尔玛甚至可以和微软相比，沃尔玛家族的财富比比尔·盖茨的财富还要多。为什么沃尔玛商业模式能成功？说到底还是存在由股权交易所提供的加速实现财富的激励架构，否则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刺激服务业增长也许就不会在美国发生。而日本缺乏以活跃股权市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商业模式上创新潜力会比较小。
主持人：近年日本的改革幅度很大，比如大幅度改造金融系统，打破财阀垄断等。但日本保守势力仍非常强大，这是否会导致日本整个改革会停滞不前？
张季风：尽管日本开始走进复苏，但是经济结构上的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财政问题，2005年财政年度，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774万亿日元，占GDP总额比例超过15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糕的，恐怕再有二三十年也未必能解决。第二，日本区域间差距、贫富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差距都逐渐在扩大。大部分人都对美国都比较崇尚，但是从社会公平这个角度而言我更欣赏日本，因为美国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治安也比日本差的多。在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21左右，即使最发达的东京和最落后的冲绳也不过就相差一倍，而且如果考虑到物价因素(东京物价较高)差距会更小。但现在看来，这种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鉴于以上原因，可以说日本今后的改革之路仍然很长。日本民族危机感比较强，当有危机存在，或自感落后于他人之时，就一定会急起直追，因此决不会因经济复苏而停止改革，也不会出现大的后退。
3.中国之借鉴
主持人：回顾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发展模式，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
刘军红：有一点可以借鉴，这次日本改革是企业先行，尤其是出口型大企业率先改革。它们认为美国企业治理的模式是合适的，比如CEO的制度，股权分配制度等，像丰田、索尼很快就模仿下来，然后这些大公司就推动日本政府改革法律、给予法律上的认定。
陈志武：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总依赖于银行为融资手段，而应该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否则企业效率、创业和创新精神等问题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银行的钱不适合创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在乎你贷款企业改不改变效率。而且从长远来讲，经济最后的活力没有被激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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