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通缩不在这里发生——伯南克在美国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

所有期限的公共或私人债券的利率走低，将以通常的方式提振总需求，以利于结束通缩。当然，如果较短期限国债上的操作仍显不够的话，美联储还可试图给更长期限的国债，比方说3至6年的国债，划定收益率。对于美联储来说，另一个选择是运用已有的权力，在机构债券市场上操作。

历史经验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点，一个足够有决断力的美联储在长期国债上比短期国债上更能

"钉住"价格和收益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债券价格"钉住"发生于1951年美联储－财政部协议签署之前的那些年。在这个免除美联储固定政府债券收益率职责的协议签署之前，美联储将长期国债的2.5％收益率上限维持了近十年。而且，这还顺便将十二个月期限的国债凭证的收益率划定在0.875％至1.25％之间，在其前半段时期，还将90天期国债利率维持在0.375％。尽管当时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相对于GDP)远远大于今天，而通胀率又异常动荡不定，但美联储仍能够实现这些低利率目标。有时，为了实现这些低利率，美联储确实购买了大量发行在外的90天期国债。但是，有趣的是，美联储将长期国债2.5％收益率上限维持了近十年，却没有持有多大份额的长期国债。

重复一下，我猜想，在更长期限的国债上操作，将为美联储在大部分情境下提供足够的"杠杆"。

但是，如果降低长期国债收益率还不足以重启支出，接下来，美联储就会转而试图直接影响私人证券的收益率。与一些央行不同，除非修改现行法律，美联储在直接购买私人证券的能力相对有限。但是，通过贴现窗口，经由银行，美联储拥有广泛的权力间接贷款给私人机构。这样，与在国债市场和机构债券上的操作相补充，第二个政策选择便是美联储以较低或零利率向银行提供固定期限的贷款，而以范围广泛的私人资产(包括公司债券，商业票据，银行贷款，抵押贷款，以及其他)作为适宜的担保。例如，美联储可以向银行提供90天期或180天期零息贷款，而将相同期限的公司商业票据作为担保。如此主动地执行下来，这些措施将大大降低这些充当担保的资产的流动性和期限升水。而升水下降又会降低银行和非银行私人机构的资本成本，此外还有低利率政府证券带来的有益效果。

美联储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将货币注入经济。例如，它有权购买外国政府债券，也可以购买国内政府债券。这类证券潜在地为美联储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因为可供美联储购买的外国资产的数量是美国政府债券存量的好几倍。

但这儿我得小心前进了。因为经济是错综复杂而相互关联的体系，美联储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将对几大金融市场产生潜在影响，包括外汇市场。在美国，是财政部，而不是美联储，是制定国际经济政策的牵头部门，包括美元政策。财政部长已经表达过其观点:美元币值应交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而且，由于美国是一个庞大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操纵美元汇率并不是一个与国内通缩较量的理想方式，特别是在有一系列其他选择可供使用的情况下。所以，我想澄清一点，我今天既非预测也非建议美国决策者将目标锁定美元汇率。

尽管干预美元汇率不在今日视野之内，但有必要注意，汇率政策曾数度成为与通缩作战的有力武器。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33年到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通过购买黄金、国内投放货币，使得美元兑黄金贬值40％。贬值及其允许的货币供给迅猛增加，令人惊讶地迅速结束了通缩。事实上，美国消费品物价年度通胀率1932年为－10.3％，1933年为－5.1％，而1934年则为3.4％。经济强劲增长，顺便说一句，1934年是那个世纪股票市场少有的好年份。如果说明不了别的什么，这则事例至少说明货币政策对经济是有强大影响的，即便在名义利率已达或趋近零时也是如此，犹如罗斯福贬值时代。

财政政策到目前为止，我讨论的所有政策选择都限于美联储自身可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如果货币当局和财政部门携手，反通缩政策的效果会大为增强。例如，一次宽税基的减税，如果辅之以公开市场购买来减缓利率上升趋势，理所当然地会有效刺激消费进而带动物价。即使家庭不打算增加消费，而是用多余的现金去购买不动产或金融资产以重整其资产组合，这导致的资产增值也会降低资本成本，并改善潜在借入者的资产负债状况。一次货币资助的减税本质上等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货币"直升飞机降落"。

当然，除了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政府还可以增加在现有商品和服务上的投入，甚至购买市场上已有的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如果财政部为购买私人资产发行债券，而美联储用新创造的货币购入等量的国债，整个操作在经济上等同于在公开市场上直接购入私人资产。

日本长期通缩存在深层原因通缩总能被足够强有力的行动终结的说法，一定会使你疑惑: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日本还没有治服通缩？日本的情形错综复杂，今天我无法详尽讨论，只简要、概括地谈两点:

首先，你们知道，除通缩外，日本经济面临一些增长的重大障碍，包括银行和公司坏帐丛生的难题，庞大的政府债务。日本尝试过多种货币政策，但其效果被私人部门的财务问题削弱了，沉重的政府债务又使得日本决策者在采取激进的财政政策上更加犹犹豫豫。幸运的是，美国经济没有这些问题，至少没有严重到那般程度，这表明，这里的反通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比日本有力。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相信，尽管说了和做了这么多，日本治理通缩的失败并不一定表明实现这一目标在技术上不可行。相反，其失败是就如何最佳表述日本的全部经济问题展开的没完没了的政治争论的副产品。日本人当然也认识到，恢复银行和公司的偿付能力，并实施重大的结构调整，对日本长远的经济健康是必要的，但在短期内，综合的经济改革将让很多人付出沉重代价，如以失业或破产的形式。结果自然便是，日本政治家、经济学家、商界人士、社会大众对各种见解相左的改革建议吵得不可开交。由此形成政治死结，强有力的政策行为受阻，决策者之间的合作也难以达成。

总之，日本的通缩问题是现实而严峻的，但是，在我看来，政治羁绊而不是政策工具不足才是通缩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因此，我并不把日本的事例视作一个证据，可推翻这样一个总体结论，即美国决策者拥有所需的多种工具，去预防、必要的话去治理通缩性衰退。

结论持续的通缩会对现代经济造成高度的破坏，应当坚决抗击。幸运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发生严重通缩的几率极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基础力量，但也归功于美联储的决心和其他决策部门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应对通缩压力。而且，正如我刚才谈到的，即使通缩看来已然立足，也有许多政策反应可供选择。因为这些备选政策工具中有一些是相对陌生的，在实施上和在衡量它们可能的经济影响上，可能会产生操作上的问题。因此，如同我一再强调的，预防胜于医治。但是我希望已经使你确信，美联储和其他经济决策部门面对通缩绝不是束手无策的，哪怕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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