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产业进行全球大整合的同时，购并活动也达到空前的水平。跨国交易日益普及，欧洲单一货币的发行大有裨益于欧洲内部的整合。公司间的排列组合迅速变化，全球性的独占和寡头产业开始出现。目前全世界只剩下四家大的会计公司。类似的集中也发生于其它的金融业界，但比较不明显。
在此同时，股东的数目在增加，买股票在家庭理财中的重要性迅速提升，股票也在迅速而稳定地上涨。在1998年8月之前，自80年代初期开始涨升的股市只在1987年曾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美国标准普尔股价指数在这段时期内上涨了350%。德国市场自1992年9月迄今已经上涨了297%。
通过共同基金持有股票的情形愈来愈普遍，这造成两个潜在的不稳定源，尤其是在美国。第一个是所谓的财富效应。38%的家庭财富和56%的养老基金都投资于股市。拥有股票的人就拥有很大的纸上财富，他们感到富有，因此他们的储蓄习惯逐渐消失。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已从1975年最高峰时期的13%减少到目前的0?1%。如果股价持续下跌，持股的意愿将会反转，这将靠成经济衰退并加深股市的跌幅。
另外一个潜在的不稳定源是共同基金。基金经理人的绩效考评全凭与其它基金经理人相比，而不是看他的绝对绩效。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怪，但是其影响却很深远，因为这几乎等于迫使基金经理人采取追随趋势的做法。只要跟着大家一起行动，即使赔钱，都不会使他们受到处罚；但如果他们逆势操作因而相对绩效有一点差错，就可能被炒鱿鱼。到了1998年秋，共同基金在习惯于新资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现金准备的比率已降到空前的低水平。如果股市逆转，他们将被迫进场抛售，这将加重股价的跌势。
无论这有多令人担心，主要的不稳定源还是来自国际方面。全球资本市场目前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考验，就亚洲危机和其后果。如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安然度过目前的考验，前面将会有一段加速期，把这个体系推到距离均衡更远的地方。这种更新、更极端的全球资本主义形式将铲除所谓的儒家资本模式。这种最近萌生的模式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种可能的替代模式。目前的亚洲危机将使华裔和韩裔的资本家财力大受打击，并使他们被迫放弃家族式经营。愿意如此做的人将可以生存，反之将灭亡。这次危机也加重了亚洲公司的负债。向外国借贷的人的资产负债比将进一步恶化，向国内借贷的人会受到利率上升、获利减少的双重打击。唯一的出路是以股权换债权，或是增资。这种事无法由家族完成，通常也不可能在当地完成，因而除了卖给外资之外别无选择。结果将是亚洲模式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各国将更紧密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际银行和跨国公司将大行其道。在地方性的公司中，新一代的家族成员或是在外国受过教育的经理人将位居要津。赚钱将胜过儒家伦理和民族主义的自傲，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成见则会进一步强化。一些像马来西亚这样不肯放弃其反市场政策的国家将难以为继。
所以如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战胜目前的危机，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经济将比今天还要受制于股票上市的大型国际公司。剧烈的竞争将不容许他们对社会问题付出多大心力。当然他们会对环保等有意义的事情口惠一番，尤其是与大众发生关联的企业，但绝不会为此而损失其利润。
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银行和一些公司可能必需重组，还有很多人会失业。政治局势非常紧张，而且还在继续紧张之中。金融危机带来的政治改革使许多腐败和独裁政权瓦解。南韩很幸运能选出金大中这位终生直言抨击政商勾结的人当新总统。泰国现在的总理川·立派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得到一个在西方受过教育、市场导向内阁的辅佐。在印尼，苏哈托被罢黜。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岌岌可危。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派仍在当权，不过如果经济继续恶化，改革派失势，就有真正的危险。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蕴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
此时中心国家的决策可能很重要。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失，负面开始出现。获利的压力愈来愈大，有些公司直接受到需求减退和更强竞争的冲击，其它不受国际竞争直接影响的服务业也感到劳动成本的上升。股市的上升已到强弩之末。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
自亚洲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就在从边缘逃离。如果这些边缘国家不再对外资重返抱有希望，他们可能会行使主权禁止资本流出。这样做反而会加强外汇的逃离，使整个体系瓦解。美国也愈来愈只管自己，今天拒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摊派费用，将与当年国会增收进口关税造成萧条有异曲同工之效。
两者之中那一种会发生，我倾向於后者。但身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要维持心态的开放。我要强调的是，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在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连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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