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真需要增长那么快？中国的发展确实增加了不少需求，如果需求有那么大当然是好事，但不少的产能由政绩驱使而致，我们那的官员有句口号，叫“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意思是工厂不是我们的无所谓，只是你设在我的所在区域，产值就可算在我头上，政绩也就来了。于是乎以政府征用为名，赶走农民，低价卖地，甚至白送，要不挖山砍树，美名筑巢引凤，只盼什么跨国的、开厂的、投机的、圈地的通通进入我的领域，产值年底又增长排前几名，有政绩可言，又有招商引资巨大成果，官帽越换越大。不这样做的地方政府，谓之缺乏开拓性，大会小会批评，直叫你无地自容，只想碰墙死。
至此，我明白大跃进的笑话是怎么来的，当你看到邻村报了一个亩产大数，上头又送牛，又送马，还有拖拉机，再老实的人也得向现实低头，几个轮回，亩产十万斤都能啊。所以我们的激励（政绩）机制取向是产能的温床，搞政治的时代靠口号，搞经济时代靠产能了。大跃进是靠吹，现在吹不易，干脆来真的，代价却是挖尽国家的资源，那是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都用光了。
今天看到权威部门说中国的资源已完全绷紧，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那么老说能持续高增长20-30年的话是否有吹牛讨赏之嫌？必须改变现行激励机制，虽然它也有很好的一面，就是获得高速发展的推动力，但现在是该向效益转变的时候了。
俺们小老白姓，没钱没权，国家大事食肉者谋之，只有在网络上吐露肺腑，寄托心思，总算受民主进步的恩赐了。
光受政绩机制驱动还不至于形成产能，虽然当官脑袋整天想露一手，但一举一动都要白花花的银子支持啊，要扩大政绩，得有钱。在此时，政绩机制属内因，还得通过外因起作用，这就是钱。
以下机会来了，多年的通货紧缩之后，2001年政府后大量发债，鼓励银行向基础设施发放贷款，政策叫做“拉动内需”，于是放钱的闸口松开，同时为防止出现新的呆坏帐，配合清除历史上的坏帐，银行内部提出一个实际有反效果的对策，就是要求各行降低坏帐比例，作为考核指标。请注意，仅仅是坏帐比例，这有了很大的空子。坏帐比例即无法偿还的债务与贷款总额之比，它是个相对数字，可以通过降低绝对坏帐数，或加大贷款总额来达到坏帐比例下降，由于绝对坏帐那能降得下来？坏掉的岂能复生？于是乎大家都动起脑筋往加大贷款总量上去想，除拼命尽量利用政策的许可大量发放贷款外，还用新贷款掩盖老坏帐，即新贷款给实际上已有老坏帐的单位，然后单位再把此新贷款还掉老坏帐，造成此单位没有坏帐，只有新增贷款的记录，而新贷款是不能马上定性为坏帐的，嘿嘿，以后贷款到期如此类推，银行老总的乌纱帽又保住了。
还有，这些年的改革前景令国人感到不安，存款年年暴增，如果不能贷出，白支付利息，亏死了。水漫金山，贷，银行下达贷款确保安全指标，大家很小心寻找安全项目，最后发现房地产业，贷给私人最安全，比贷给国企、民企都安全，个人最有信用。于是，对房屋项目大胆贷，对私人买房大胆贷，适逢低息周期很适合房地产行业，造就了热哄哄的楼价节节攀升，圈地盖房、推山毁田灭林越演越烈，资金越贷越多，从银行流向四面八方。
这就是我们的管理不切实际造成的经济过热，这只是一些通俗的描绘。当然，这专门指一些过热因素的由来，经济整体上还是应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的必要热身。
“资源不支持”结论片面
《财经时报》：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这势必面临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瓶颈。国外甚至有报告，对全球资源能否支持得起中国快速增长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经过多年增长，已控制了全球大部分资源，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数量有限。
李慧：说“发达国家已经把资源用尽、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这个结论并没有通过全面的、科学的验证，有一定的片面性。
必须看到，尽管有些资源不可再生，但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却有替代品，而这些替代资源在中国并没有全面推广使用。比如发电，传统上中国以自己是“产煤大国”自居，发电一直以火电为主，水电的大规模开发近几年才开始，核电的份额也非常少。
以钢铁行业为例，过去30多年，发达国家没有大幅增加产能，因此铁矿石的产能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因此，以目前的产能来推断全球铁矿石资源不足，结论有失客观。
实际上，国际市场之所以存在这一短缺而发生价格猛涨的情况，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前几年一直处于通缩状态，在很短的时间突然进入通胀时期，二者转化的时间极短，需求突然增加，包括国际社会在内，在心理及产能配给上一下子准备不足。
改变采购方式
《财经时报》：价格上涨太快确实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李慧：2003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因气候原因导致的供应下降，结果引发大豆等粮食作物价格大幅上涨。现在大家又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铁矿石、海运价格开始下跌。难道短短几个月国际供应量真的突然增多吗?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有效的调整心理预期及改变中国原有的以现货合同为主的采购模式，很有可能有效控制原材料的增幅。但在经济大起大落的格局没有彻底改变的时候，又有多少企业对未来有个相对准确的预期?
在国际社会，供货商只有有了长期订货意向，才会安排相应的产能。我们曾与国外一些大型有色金属供应商接触，他们都认为，如果有长期订货意向，产能是可以提高的。他们不会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盲目投入。其实，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与供应商订立长期合约。当国外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慢慢把产能提高之后，价格涨幅也就放缓了。但是，中国必须为市场提供一个增加需求的稳定的信号。
当然，不能排除有些资源确实存在供应瓶颈的问题，但改变采购方式，至少可以缓解购买成本的大幅上升。
缺乏通盘考虑
《财经时报》：这是不是说，中国的政府或企业更在乎眼前的一些变化，对整个经济增长缺乏一个整体、长远的预期?
李慧：确实。在决策过程中，有时缺少发展的眼光。现在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不能不说与前几年的判断失误无关。此外，过去的农村政策及其粮食采购流通系统的弊端与其后的粮食减产等政策失误，导致了现在的供应不足，价格上涨。这些都暴露出政府缺乏一个从宏观到微观各层面的通盘考虑，以及行之有效的方案。
追根溯源，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尽管整体思维模式和经济格局都在变化，但相关的决策机制还没有彻底从原有的思维框架中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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