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要有政治家的视野(9)

    类似这样的实例比较少。国家税务总局在权限范围内也处理过一些，比如在发电、输电、售电的不同环节增值税怎么分配。过去，发电环节的税收很少，大量的税收都交给后面环节所在的地方。售电都是在城市里，发电可能在边远地方。税款集中在售电环节是不合理的，应该按各环节的增值率来分配。国家税务总局在政策允许的空间里，增加了给发电环节所在地交的税，减少了给售电环节所在地交的税。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来那种税收背离税源的不合理问题。赵小刚：但个案对于解决整体问题还不够。许善达：不是“还”不够，是“很”不够。这个矛盾原来在法定权限内只能通过个案解决。这次在全国人大审议《企业所得税法》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非常实质性的突破。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草案中并没有涉及税收与税源背离的问题，但许多地方人大向全国人大反映了这个问题并提请全国人大在审议中解决。全国人大决定，关于如何解决企业所得税在地方间转移的问题，责成国务院制定解决办法。全国人大作为税收立法的最高机关作出这个决定是中国税收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个新制度。这个新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总公司汇总分公司交的企业所得税时，拿出一半在分公司所在地之间进行分配，而且分配的时候，不是税务机关主观决定，也不靠谈判，而是根据分公司所拥有的资本量、销售收入和工资总额等因素计算分配。这个政策应该说还是有三项不足：第一，很多企业没有纳入这个政策范围。这些企业的所得税各地应该得到的部分仍然得不到；第二，纳入这个政策范围的企业所得税并没有100%按要素在全国分配，它只分50%，还有50%没有分；第三，没有分配的50%中，除了25%仍然留给总公司所在地这一不合理因素外，中央财政还分得25%。按照分税制，在企业所得税中，中央财政已经有60%的份额了。在这部分税收收入中再分25%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尽管有这三项不足，也丝毫无损全国人大这项决定的意义。政策不足的地方可以在今后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我们的各项改革都没有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李兰：这包含些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呢？许善达：这意味着税源所在地提出了一项要求，即它们有权获得它们创造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这个要求得到了最高立法机关的支持，而且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我觉得这个意义太大了。虽然现在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实行，政策规定尚有些不足，在操作上也有不少问题，但这可以说是在中国税制建设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税源地有权获得它产生的税收。我认为这是中国税制建设历史性的突破。这个突破解决了现行税制中一个重大缺陷。也许我们要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全面贯彻这个原则，但毕竟曙光已经出现，未来是光明的。

    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李兰：您认为目前财税体制方面还有哪些改革难题需要深入？许善达：需要改革的东西还有很多。当前比较紧迫的有两项：第一，支出责任和财力的关系。现在有很多还处于一种非规范的方式。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不明确，交叉很多。以国民教育为例，中央、省、市、县、乡都有责任，但教育经费的来源却五花八门。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渠道太多。1993年财政改革刚开始设计方案的时候，本打算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同时，改革财政部和其他各部的关系。当时研究认为，不可能一次性做那么多事，还是先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以，当时就把重点放在分税制上。各个部委相对基层分配的财力没有解决。现在这部分膨胀得越来越大。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首先要整体化，不能分散到这么多部门。例如，财政部为某一个项目安排多少资金，然后业务部门为同一个项目又安排多少资金。两次安排没有协调、没有衔接。这对资金的利用效率是有损害的。因此，将来我们应该把预算制度覆盖到所有部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不仅要包括财政系统的分配关系，也要包括各个系统的分配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大的制度改革是急需的。要先搞清楚这个制度，再研究哪些是你的职责，按这个职责应该有多少资金，资金通过什么渠道支付。如果财力这么分散，后面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前提是要先把预算覆盖到所有方面，然后再来统筹研究中央、地方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新的制度建设。如果只研究一部分，那么制度搞了效果也不会理想。李兰：“曙光已经出现，未来是光明的”。谢谢您积极乐观的判断，相信这会带给企业家们更大的信心。

本文摘自《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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