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79年起，我完整经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3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国企和国资改革、资本市场探索和电力体制改革。从2009年起，我开始整理我的研究成果并准备写成三本书，分别取名为《大道无形》、《路径选择》和《大船掉头》。本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只完成了前两部，而第三部《大船掉头》一直拖到了今天。
《大船掉头》是我付出精力最大、费时最长的一部。如果从2002年7月13日我在国电公司党组会议上宣布要把我参与电力改革的过程写成一本书算起，至今已整整过去了11个年头，中间几度我都想放弃，原因是我对这部书的写作结构和表现方式难以把握。我既要像前两部著作那样体现我参与中国电力改革的学术水平，又想把这一段亲力亲为的电改经历展现给大家并佐证我的电力改革观。展现前者易，体现后者难，要实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更难。因为无论是真实描绘中国电力人还是客观表达电力改革中发生的事不仅需要作者的能力、更需要勇气。我希望在引起人们关注中国电力改革的同时，又能使人们对电力工业这艘大船所驶过的航线和它前进的方向有所了解，客观评价这段历史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对明确探索未来中国电力、铁路、石油等垄断行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有所裨益。
十年磨一剑，在讲述我与国电公司五年的历史时，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情感，我只想真实地披露这段历史和我学术观点的形成过程。尽量做到真实客观讲述与评价中国电力改革的成败与对错，目的是要反思，为建立中国经济体制的反思与纠错机制而尽力，使我们在今后能少犯错误，最终得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电力体制改革更加平稳地向理想目标过渡。
国家电力公司从1997年1月成立到2002年12月解体历经五年。这五年发展史是中国电力改革的缩影，它涉及了中国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全方位的改革环节，其牵涉面之广，改革之复杂是中国电力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使把国电公司五年发生的问题与争论看作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代表性的缩影也毫不为过。
从国电五年电力改革的方法与实际发生的路径选择经验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渐变调整。因此，《大船掉头》又是一本写改革方法论的书。中国梦的实现必须依赖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安全出发，从大国崛起的中国梦出发，跳出简单地把国家电网拆分并私有化的狭隘思路，走出一条在法人所有权背景下，在保持国家电网整体化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化重组走上现代公司制度的创新之路，通过资本市场和公众公司的途径实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凤凰涅槃，让电力、铁路这样的国家基础产业像大船慢掉头那样平稳地在市场化海洋中实现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必须以这些基础产业的平稳转型为基础。这正是我将本书定名为《大船掉头》，将本自序的题目定为“《大船掉头》与中国梦”的缘由所在。
二
纵观世界各国，在其经济发展中有两个行业的改革尤为敏感和艰难，这就是电力和铁路。它们既要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又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准则去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因为其改革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公平保障与效率的平衡，而且事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日无电，天下大乱；一天无车，国家瘫痪。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在电力与铁路这两个领域的改革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和模式，各国迄今为止都在摸索之中。
中国历经30年市场化改革，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只能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用“6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方式赚取可怜的“血汗利润”。令人骄傲的是，近10年来，中国在电力和铁路两个领域异军突起，走在世界制造业前列，特高压电网和高铁技术是当今中国能被欧美发达国家所瞩目和看得起的不多的两项制造业高端技术，可以说，这两项技术是当今中国在市场化发展方向与道路上的国之利器。
从特高压电网来说，中国的特高压项目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面临着中国这样的远距离、大容量输送问题，需要发展像中国电网这样的特高压技术。2009年7月美国能源部和商务部两位部长同时造访国家电网公司，对中国的特高压输电工程赞叹不已。美国从需要中国的市场破天荒地转到需要中国的技术。美国人重视中国特高压电网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技术优势，而且是因为其新能源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和平衡。曾经的美加大停电恰恰暴露了美国分散的电网管理体制之弊。美国已把建设一个“可实现电力在东西海岸传输的更坚强、更智能的电网”上升为国家战略。
而在中国发展特高压电网之路却不平坦，当美国人为其分散的电网体制无法在更大范围通过联网应用特高压技术来配置能源资源而悲叹时，中国的一些人却总喜欢简单地从发展特高压电网会巩固国家电网公司垄断体制而强烈反对，而不从这是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上去思考。
再从中国的高铁技术看，当中国高铁以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技术平台为基础，成功研制并生产出新一代高速列车时，这标志着中国高铁建设技术水平已超过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早在2010年3月，中国就已经与美国、俄罗斯、巴西、沙特、委内瑞拉等国家达成应用中国高铁技术和建设能力在这些国家建设高铁的意向，这表明中国高铁建设技术开始领跑全球。
然而当中国进入以特高压电网、高铁取得的辉煌成就，迅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并开始占领世界市场的关键时期时，就因为这两项技术都产生于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保持集中统一运营的大型央企，造成这两项制造业高端产品和技术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反而愁断肠”的奇怪现象。一些人不懂也不愿区分自然垄断与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不同，看不到问题出在电价行政垄断的本质，只是一味强调电网自然垄断的拆分。特高压电网被批为国家电网公司为保护其垄断而建，而其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拥有垄断特权的电力特殊利益阶层谋取私利。而高铁速度则成了贪大求洋、头脑发热的产物，不仅在理论上被批判，在现实中也借着“温甬事故”被强制降速。2012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会议上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说“温甬事故撞车时点速度仅为99公里/小时，事故与速度无直接关系”。国家十二五高铁创新技术专家组组长贾利民教授则说今天我国“高铁是奔驰跑夏利速度”。为何国人要大批高铁速度并自将“奔驰变夏利”，进而导致与数十个需要中国高铁技术和建设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巴西以及中东）的合作中止，中国大部分在建的高铁项目也一度瘫痪，损失巨大，令人深思。
中国的特高压电网和高铁这两项在世界上领先的高端技术在国内被批得如此灰头土脸，除了日本人高兴还有谁呢？个别经济学家无视被欧美发达国家瞩目的两项制造业高端技术产生于没有被拆分的国家电网和铁路两家大型央企之中的事实，借批“高铁速度”大批中国模式，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借批“国进民退”说中国30年改革成果与国有资本无关。事实上，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沿袭西方经济学家给前苏东国家开出的国有独资企业变私人控股企业的私有化之路，而是沿着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现代大公司之路前行，这样的发展思路就像西方国家从私人独资必然向股份公司发展一样，我国则是从国有独资企业向现代股份公司过渡，怎可简单地用 “国进民退”这一伪概念来以偏概全呢？至于谈到中国30年改革成果与国家资本主义无关就更禁不住推敲，因为前提是今天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存在，这一说法就没有意义；如果存在，那国家资本主义能离开国有资本吗？说中国30年改革成果与国有资本无关是站不住脚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30年来中国国企与国资改革的成就和向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演进的正确方向。
近10年来，无论是在特高压电网、高铁还是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都得到了超常发展。其奥秘正在于中国国有企业通过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实现了“凤凰涅槃”，它代表的“举国体制”是实现技术创新成功的国家战略优势，对此必须坚定不移。难怪有些外国人讲防止中国崛起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中国的国有股份公司变成私人控制企业，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
我把电力誉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对这个产业，电力人通常说它具有基础性、安全性、网络性、规模性和统一性的五个基本特征。由于电力的产业特征极为特殊，因此对局外人来说电力是一个神秘的产品和产业。从我走进电力大门的第一天起，就知道电力既是最危险的又是人们生活中最亲密的特殊商品，无法储存，供产销、发输配售一次完成。而正是由于电力的产品和产业特征，决定了电力的产业使命责任重大，电力产业的工人阶级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无论是在电荒时期打硬仗，还是在国民经济中的电力超前发展都屡建功勋，无论是南方雪灾还是舟曲泥石流，无论是汶川还是雅安地震，人们总能看到两种人冲锋在前，这就是地上跑的解放军和杆子上爬的电力人。电力线是国家安全、企业发展、人们生活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无论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承担奥运会、世博会的重大活动还是在特高压电网极具挑战性的技术创新和繁重的电网铺设中，中国电力人都在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着。电力这支产业铁军是经得住考验的，多年来150万电力人形成了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中坚，他们是党和国家最值得信赖的基础力量。近10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还是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重大电力事故都接连不断，只有中国电力连续十几年保持电力的稳定运行。从电力人履行的社会责任看，中国电力的优质服务让“电老虎”这一词汇几乎被人们忘却，取而代之的则是名副其实的“电老牛”。
在中国全国联网的战略目标越来越被认知的基础上，中国电网在特高压电网的远距离输电技术上也日渐成熟，这对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意义重大。无论是大型燃煤基地的电力输送，还是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以及配置到能源负荷中心都越来越离不开特高压技术背景下的全国联网，而这又与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输电网体制密切相关。多年来我一直强调，如果中国电力改革成功一定成功在电价改革上，如果失败则一定失败在对国家电网的盲目拆分上。历史已经、并将证明从十几年前反对全国联网到近10年来反对全国一张大网，再到今天反对特高压电网技术创新并一味强调打破垄断对电网进行拆分的观点和主张是缺乏远见的、是愚昧的、是错误的。抚今追昔，我深深地为自己在11年前的那场电力体制改革中坚决主张和倡导全国联网而骄傲。
无论是在特高压电网与高铁的技术创新中还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运行的保障中，中国电力人和铁路人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理应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这两大产业的职工队伍应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力量。国家稳定靠他们，人民安居靠他们，150万电力人、220万铁路人是中国社会最应受到尊敬的人。
然而这些年来，有些人却把这两个行业批得一无是处。它们似乎成了垄断腐败的温床，中国的电力人和铁路人也成了特殊利益阶层。然而迄今为止，电力人却没有总结自己历史的习惯和传统。尽管多少年来，电力改革走过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训并不比经验少，但长期以来，电力人习惯于在封闭的电力系统里以老大自居，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无论是沉浸在自己小富即安的日子里，还是被批判为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阶层时，他们都仅仅以顺其自然，保持沉默，心里明白嘴上不说的传统思维和应答方式作回应。即便在电力系统内部，十几年来，也没有留下一部真实客观的书籍来把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经历的曲折说清楚。
当前为打破垄断而推进的铁路改革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今天取消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当年成立国家电力公司几乎一模一样。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改革究竟该如何推进？从表面看，是按网运分离的纵向功能分离，还是按区域分割的横向分切推进改革似乎是热点，但实际关键点是谁才是主导这场改革的主体，改革的责权利是否统一。
这本《大船掉头》几乎把上述敏感点都涉及了。尽管中国电力改革的过去已真正成为历史，无法从头再来，但中国铁路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从1997年电力部撤销，国家电力公司组建算起，已整整16个年头过去，16年电力改革经验应该在铁路改革中继承，所走过的弯路则不应在铁路改革中重演。应该借鉴电力改革的经验教训，力争比电力改革做得好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写给中国铁路人的。本书通过回顾中国电力改革的成败，不仅对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对探讨中国垄断行业特别是铁路、邮政、石油工业的改革也颇具现实意义。
四
我有幸与中国电力工业史上最具争议、最有魅力又最大起伏跌宕的国电公司五年结伴而行，这五年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中虽然短暂，但这本书却弥补了新中国电力工业史上最重要一段时期的空白。
这是一部外行写不出来，内行不敢写的书，写这本书有两个风险：风险之一是风险，风险之二是平淡。就前者来说，本书所描述的个别人物十分敏感，比如高严。从人性的角度看，人无完人，既不可能是完整的好人，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坏人。在判断好人和坏人的标准上，如果再把人性品质和政治连在一起，好人坏人就更难分清楚，道理很简单，因政治和用人判断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常常是不统一的。其实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题材中，对人性的描述，远远比政治性、道德性更为久远。只有在人性为主基调的前提下，我们对人的描述才更加真实和客观，所以我在本书中也偶尔大胆采用了按人性的标准去做判断。我希望读者能本着宽容的态度看待我书中客观描述的高严。他不过就是一个患有严重腰疾的年过六旬的电力老人。尽管不排除高严在云南等地方工作期间有历史问题，但我对高严出走原因的判断更倾向是由于国电公司解体理想破灭、仕途不顺和家庭不睦。
而就风险之平淡来说，如同大多数电力人严肃的标准表情一样，你很难捕捉到他们特别兴奋、特别愤怒或者特别忧虑的时刻，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一样的自然和平静，前提是保证电力的安全稳定运营。因此写电力的书将面临必然的选择，要么选择风险，要么选择平淡，二者必居其一。至于对本书的评价，我将尊重电力人的评判。
这本书正是写就于这样的历史定位。我真诚地希望人们能以包容的心态，容忍这本书难以避免的错误和我本人由于种种历史情感、友谊、爱情的种种情结和原因而产生的偏激的评论和观点。若能如此，我将不胜感激每一位抱着这样心态读这本书的读者。不排除我在书中的学术观点和对人的描述可能会在不觉中有某种程度的偏爱或偏怨。但我可以扪心自问地讲，我在书中无论对人还是对事的描述都是真实的，我愿意对此而承担责任。
刘纪鹏
2013年6月10日写于北京昌平
本文摘自《电改十八年反思与展望》
电力改革的核心是在打破经济垄断的同时，废除以行政审批为特征的行政性垄断，改体与改制同步推进，那么为什么我国的电力改革出现了只一味地强调拆分公司的组织体，却丝毫没有触动有关部门搞行政性垄断的行政审批制度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具体负责电力改革的部门又是搞行政性垄断的行政审批者。
电力反垄断的重要内容是摒弃旧的行政审批制度，中国电力改革的核心应紧紧抓住电价改革这个引发消费者对于垄断深恶痛绝的关键问题，因此，改革者首先自己要勇于剖析自己，既然中国垄断、腐败的源头在于行政审批，就必须取消这种行政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