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大船掉头——改革方法论选择

　　如果要为30多年来的中国选择一个主题词，我想应该非“改革”一词莫属。从1979年邓小平在南海的贫穷小渔村画了一个“圈”搞特区，到如今十八大后改革引发社会热议，中国在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上与改革携手相伴，在飞速发展中逐步从亚洲一隅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尽管成就令人自豪，但是在发展之路的探索中，我们也同样遭遇了困惑和波折，电力改革正是最佳的例证。电力堪称一国最为重要的基础产业，这使得电力改革与一国全局改革密切相关。电力工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地位，其改革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电力这艘大船的改革“掉头”，早已超出了一般行业和产业改革的范畴，而是一国全局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总体来看，电力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即市场竞争自由化与市场竞争主体私有化，而这也正是各国在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中需要面对的两大难点。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破垄断，实现竞争，就必须有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发生商品交换关系，参与竞争；如果仅有一个市场主体，即是垄断。因此，要实现市场竞争自由化就需要构造不同的竞争者，并通过竞争实现繁荣。对此大家并无争议，本书所谈的厂网分开等一系列问题探讨的出发点也正源于此。

　　但在探讨如何构造市场多元化的竞争主体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竞争主体私有化的问题。在中国国有经济体量大、电力产业规模大的现实背景下，究竟以何种方法、何种路径实现电力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既颇多争议，也至关重要。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人所有制将成为主导；在这一发展趋势下，要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构造既战胜国有独资也战胜私人独资、既突破私人垄断也突破国有垄断的全新模式，就需要以总结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眼光，为电力工业这一第一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大船掉头”选择正确的方法和路径，而这也正是本书将改革方法论的阐述作为大船掉头的艺术置于开篇的缘由所在。

　　囿于篇幅所限，我对我国三年电荒后“市场煤”与“计划电”间价格传导失灵迫使民资与外资退出发电领域的史实不再赘述，但2013年2月保加利亚多地爆发的抗议高电价游行，又一次提醒着我们对改革的方法论必须高度重视。2013年2月17日，保加利亚35个城市的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并且在首都索菲亚爆发冲突，人们抗议高电价，要求要么政府下台，要么电网企业必须重新国有化；19日民众破坏政府建筑，警民冲突，25人受伤，1人自焚；总理鲍里索夫20日宣布政府总辞职，社会陷入动荡。在我印象中，这开辟了因电价问题导致政府辞职的先例，当年制定全面私有化方案的人不负责任，而电网私有化中暴富者无法撼动，引人深思。

　　在20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都制定了一揽子的私有化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但在激进、力求一蹴而就的改革方法论的指导下，这个过程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并最终使原本的国有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保加利亚亦是如此。保加利亚能源行业的私有化始于2000年，截至2003年年底，该国近83%的国有资产已完成私有化。在此之后，保加利亚通过公开拍卖、证券交易等方式，持续地对能源行业实行私有化。2004年该国完成1371宗私有化交易，私有化总收入为20.48亿列弗（注：1列弗约合4元人民币）。2012年11月，保加利亚政府通过证券交易所，以1.15亿列弗的价格出售了其持有的电网运营企业CEZ公司33%的国有股，从而不再持有保加利亚三大电网运营企业CEZ公司、Energy-Pro公司和EVN公司的股份。

　　至此，保加利亚供电市场全部被捷克和奥地利的三家私人公司控制。他们凭借私人垄断的便利频频涨价：2012年夏季，保加利亚电价上涨14%，加之2012年冬季异常寒冷，使得居民的电费账单平均增加了18%~20%。目前，保加利亚人均月支出合3328元人民币，养老金平均每月只有1090元人民币，属欧盟的贫穷国家，交电费要花掉民众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因此，电价上涨、电费占收入比例过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而盲目、快速私有化的改革方法，正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

　　电力人是引领我了解电力行业的老师，但我希望能够站在电力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从方法论的层次纵观电力改革，无论是自由化还是私有化，方法论的选择都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的正确与否关乎改革成败，不仅将被历史所证明，也将被现实所证实，因为方法论与普世价值观不同，其正确与否一试便知。因此，在回顾电力改革的峥嵘岁月前，我们有必要分析、总结中国3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对电力“大船掉头”经验教训与改革方法论的研究总结中，使电力，也使中国的全局性改革，在进行方向性探索的同时更不忘正确的改革方法与路径的选择。

　　一、中国改革经验总结与风险分析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已经走过33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波澜壮阔的33年中，有得有失，有喜有悲；总的说来，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我始终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是阶段性成功，路漫漫其修远兮，很多艰难险阻仍在等待着我们战胜。如何在改革之路上继往开来，如何从阶段性的成功走向最终的胜利，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使命。

　　中国改革之路充满了坎坷和迷茫，前方没有先行者的足迹为我们指明方向。我们必须以自己为师，从自身的成功经验中去寻找未来改革的方向。因此，总结30多年改革的成功经验，研究中国改革成功的方法论至关重要。

　　环视世界，我们会发现转型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路径是如此多样；同样是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却出现了不同的三种路径选择：有在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下的东欧、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也有由美国经济学家全面为俄罗斯改革制定的“休克疗法”式的系统改革方案，更有中国人自己主导的渐变、稳定、逐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发生 “茉莉花革命”的国家都陷入动乱而不能自拔，而“休克疗法”更让俄罗斯尝尽苦果。只有中国，在稳定、繁荣的30多年中逐渐崛起，享受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而这一切，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论指导下的强调稳定、尊重国情密不可分。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著名的理论：“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简单而实用的理论，却蕴含着巨大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的哲理。就是这两个理论恰恰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就这样摸着石头走过了30多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中国改革成功之处绝不仅是市场化目标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精神的指导下所遵循的“渐变稳定，逐步转轨”的成功方法论。在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大方向的同时把正确的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既是中国改革实践最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在未来所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欧洲又进入财政危机，世界在开始关注和比较中国模式，尽管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我认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这一模式还在完善中。

　　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方法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渐变稳定，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家乡四川，山区多小河。为了过河，人们通常会在水浅流缓的河间每隔一步摆一方石，平日方石露出水面，人们踩着石头过河，当地人称“跳墩”。夏日山洪，方石没于水下，此时，人们就要挽起裤腿，循着“跳墩石”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

　　知道了“摸着石头过河”，就触摸到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理解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就可发现中国改革30多年成功的奥秘。

　　“摸着石头过河”无疑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方略。在改革之初，改革面临的阻力很大，如果盲目追求改革的一蹴而就、搞系统规划，只会引起无谓的争论和损失。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前提：一是在经济上探索新型公有制形态与市场的结合，前无古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二是在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框架上，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只要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就很难按照所谓的“普世价值”去照搬照抄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因此，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摸着石头过河”就都成了最佳的选择。事实证明，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变改革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成效卓著。

　　以股份制为例：从1987年到2008年这20年期间，中国股份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探索搞企业集体股基础上的股份制，第二阶段是建立在法人股基础上的定向募集股份制，第三阶段才是以公众公司和上市公司为特征的公募股份公司阶段。这三个阶段我都亲身经历了。

　　在中国股份制产生之初，我们要推进股份制和股市的建立，就必须要面对很多的理论问题和争议。首先，社会公众对股份制存在误解，比如认为股份制是私有化、流动就是流失等。其次，一开始就搞全流通模式是不现实的，因为流通的前提是股权清晰，如果产权都不清晰，流动之后的收益归谁？损失由谁负担？再次，当时国资管理体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也没有形成，如果我们要搞全流通，就得像俄罗斯一样立刻把财产向私人、政府分掉。可我们的《宪法》始终坚持国有资产中央唯一主体论，现实中则是由中央到地方三级所有。因此，在当时这些问题不解决，是不能搞全流通的。

　　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根据“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将国有资产存量不变，界定为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同时向社会募资扩股，实现增量扩充，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在国家体改委联合15个部委共同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里，将股份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四种；在设计A股市场时，则采取了“国有存量股份不动，增量股份募集转让”的股权分置暂行模式，在增量发行的股票上，既没有采用海外流行的公募，也没有采用私募的形式，而是创造了定向募集的概念，即增量发行的股票向企业内部职工募集，向社会法人募集。

　　然而公有的股份也要流动，因为流通是股份的天性。因此，我就在STAQ系统中建立国库券的市场承购包销模块，提议在这个系统里也交易定向募集的法人股股份。所以，STAQ、NET系统和深沪交易所形成了两所两网的格局。这就是中国改革和俄罗斯改革的一个重大区别，遵循的是“老树发新芽”，也就是存量股份不变，增量股份募集加流通。

　　在新兴尚未转轨的中国，渐变改革的思路使中国能够稳健持续地前行，如果说通过存量不变增量募集，老树发新芽，实现国家公有为主多种并存到企业公有为主多种并存是我国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创新，那么在存量变革中采用内部多元化而非外部多元化的方式就是我们成功方法论的第二个成功应用，而这也正是“渐变稳定，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最佳体现。

　　2.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正确改革顺序

　　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一大问题是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我们从来不曾回避，只是选择了更加精妙的改革顺序。

　　在北京大学悼念经济学家杨小凯时，有人赞扬其“现代产权制度只能建立在民选政府下”的改革思想。对于这种言论我不知该如何作答，改革者要研究的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的实现途径，而不是不顾其他变量畅谈自己的改革理想。

　　杨小凯曾和萨克斯共同撰写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他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他认为改革应当先难后易，也即先政治体制改革，再谈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这不但不符合中国国情，也失去了改革的真谛。

　　中国改革是从经济体制入手，经济体制又从价格入手；当市场运行环境建立后，再着手推进市场运行载体即企业的改革。先是通过承包和租赁方式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再通过股份制进行企业所有权变革；企业产权变革上采用“存量不变，增量募集”的模式。待时机成熟，即中央财权和地方财权基本划清、“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理论环境消失，再实现股份的全流通。

　　在中国，采用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改革顺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会逐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柔性的改革方式更能使我国稳健前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变化会带动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最终决定于经济体制。中国渐变稳定的改革是最柔性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向彼岸走，表面上看慢，实际上并不慢，实际上也是最彻底的改革。改革中遇上了什么问题就设法解决，各个突破，使之臻于完善。看似没有一蹴而就，也被很多人批判为不彻底，但这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中的“跳墩”，我们前一步的改革总是在为后一步的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而每一步都走得平稳，走得踏实，而且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3.尊重国情，批判借鉴国际经验和规范

　　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眼中处处充满了不规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人批评中国改革没有一个系统的改革一揽子计划。他们对比美国的市场经济和由萨克斯之类的美国经济学家指导的俄罗斯、波兰的改革，总觉得中国改革不系统、不彻底、不规范。

　　但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没有盲目遵守所谓的“规范”。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我们的人受了美国的教育，看了美国的实践，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唯一发展模式的规范，才产生了必须要遵守这个规范的想法。俄罗斯改革遭遇挫折，正是由于其盲目遵守美国人制定的规范。国情不一样，何来千篇一律的规范？

　　可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方法论在各个领域仍然有很大的阵地和影响，在社会上拥有很强大的话语权。其主要危害有两个：第一，影响决策者对中国改革方案的制定，容易不顾国情，照搬照抄西方，结果欲速不达，损失过大；第二，在教育上重视西方现成的理论，而忽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转型国家的改革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各国要有不同的模式，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转型成功。而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和“规范”，也绝非学者想象得那样尽善尽美。美国国家信用评级的降级、两党决策中的扯皮与低效，已经让西方开始总结其制度中的不足与缺陷；废除死刑、禁止堕胎、自由持枪等“人权”的表现也已经遭受巨大的争议。如果无视中国国情，在“没有中国模式而只有普世价值和规范”的教条下照搬这些制度，显然是不妥当的。到底是中国的改革不规范，还是“规范”出了问题？我看这倒是值得经济学家反思和怀疑的。按照西方的尺子量中国的布，结论很容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因此，尊重国情、不盲目照抄西方既是中国改革实践最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在未来所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如果不合西方的标准与“普世价值”就是“不规范”，那么中国改革的成功恰恰就在于“不规范”，这一点毋庸置疑。

　　4.内部主体主导改革

　　围绕改革由何者主导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一种主张外部主体主导改革，另一种主张内部主体主导改革。

　　主张外部主体主导改革者主观认为，由于改革者革别人的命积极，革自己的命消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必须借助外力，通过推翻现有的体制才能成功。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内部主体主动的改革将变成外部主体推动的“革命”，进而导致一是失控，二是失控时却找不到风险控制主体和责任主体。

　　而中国改革是在改革者内部主体主导的基础上，按照“老树发新芽”的思路不断推进。回顾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老树发新芽”的方法是成功的。执政党作为老树，在国有基础上推动国有经济自身社会化、民营化的过程，无论是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还是破除垄断行业的变革以及逐步调整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关系，都表明它在艰难却又稳定、不情愿却又必须要推进的改革中前行。

　　一般而言，源于内部改革主体主导下的改革，内部改革主体责任承担者明确，通常采用微调的方式逐步推进。这虽不易失控，但往往动力不足，通常要求外部环境具备较大的改革压力，且改革者自身具有“继续留恋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的意识”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这样的改革方式对统一的改革和被改革者来说会很痛苦，但改革的进程会相对平稳，改革责任主体明确。而外部力量主导的激烈变革却极易演化为革命，改革变成你死我活的对决，风险发生失控却找不到责任主体和控制主体。

　　因此，改革主体与客体相统一，内部主体主导改革是目前中国改革阶段性成功的特征之一；在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和电力、石油、铁路等重要的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改革时，在强调给改革客体保持强大压力的同时，又注重调动其积极性，在稳定不失控基础上渐变改革和转型，不仅是过去，也是未来确保中国改革成功的较优选择。

　　（二）中国改革风险因素分析

　　1.激进改革者是当前改革的最大风险

　　面对改革的路径选择，现阶段中国存在各种人群和观点，有尊重国情、强调渐变稳定的稳健改革者，也有否定国情、简单照抄西方的激进改革者，还有一些崇尚空谈并无实际可行改革举措的假改革者，当然也有一些固守既得利益和腐败的不改革者。实际上，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改革做一个阶段性风险分析，可以看出激进改革者是今天改革最大的危险。

　　目前，学界对于改革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激进的观点也屡见不鲜。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2年《财经》杂志第15期的一篇名为《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的文章中开篇就说：“‘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此说法我是颇不认同的。

　　其实，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讲的正是方法论。论资历，他是中国最大的“海归”，应该知道何为规范，何为不规范；论智慧，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可为什么还要提出“猫”论和“摸”论，“走一步看一步”呢？设想30多年前就提出一个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全面系统的总体规划，明智吗？可能吗？

　　在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制定一个像某些经济学家所希望的系统的总体改革方案。不是因为我们请不到一个美国的专家来制定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而是在那个时候提出一个系统的总体改革方案是极不明智的。试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连麻酱、粉丝都要凭本供应的背景下，怎么可能制定一个很完整的系统改革方案？即使能制定，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总体方案设计呢？若是全盘照抄美国和西方，一是能通过吗？二是适合中国吗？那么结果也必然难逃像俄罗斯那样的“休克疗法”结局，在十几年动荡中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不公平的私有化中损失殆尽。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激进改革者是今天改革最大的危险。他们总要将少数人的言论极端化，制造出反对改革者与特殊利益集团再大加挞伐。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有谁还想退回到30多年之前计划体制的老路上？又有谁想再次经历“文革”时代的动乱和不安？如果真按照激进改革者们的要求照搬西方国家所谓的普世价值，才会真的让中国陷入混乱。我们应当在确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基础上，遵循中国改革成功的方法论，坚持稳定、渐变、尊重国情的改革思路，在执政党改革主导的原则下，尊重国情，稳步实现中国市场化、民主化的目标。

　　2.保守和腐败的不改革者是激进革命的领路人

　　我强调激进改革的风险，绝不意味着可以容忍腐败和保守的不改革者致使改革停滞不前。改革的停滞会导致改革风险的转变；如果任由腐败和保守的不改革者一味地延误改革时机，他们自己最终将成为革命的对象，并取代激进改革派而成为改革的最大风险。改革的大势不可逆转，改革者必须要有推进改革的决心与自我革命的勇气，否则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外力推动的改革，直至引发激进革命。

　　我们强调稳定和注重国情的目的是坚持更快更平稳地推进改革；因此，渐变稳定的改革方法论绝不应成为某些人和某些部门只“革别人的命”而不肯“革自己的命”的口实。近年来，中国某些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这些人和部门无论在改别的部门还是拆分垄断型国有企业时调门都很高，但一涉及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就要么转移方向，要么步步为营，部门既得利益至上，没有站在党和国家、人民总体利益的战略高度去考虑全局问题，这样做最终会使由执政党主导的改革陷入被动，丧失中国改革的主导权。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已经被转型国家的历史教训所证明。正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的激进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些较为极端的观点；令人忧心的是，这些极端观点总是能够得到一部分民众的呼应，甚至成为传媒中的主流声音。尽管这一现象成因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改革推进缓慢的失望情绪才是其形成的内在主因。如果不能改变改革停滞不前的现状，民众的负面情绪只会不断滋长，最后必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中国前30多年的改革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但这充其量仅是阶段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在通过政府职能转换这一关上，风险在呈加大的趋势。如果不能继续推进改革，只会导致改革主导权的丧失，带来激进革命风险，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令我国多年改革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二、掉头过急大船沉没——前苏联教训

　　俄新社2013年4月1日以《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我没责任》为题报道了前苏联首位总统也是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题为《人类改变历史还是历史改变人类》的一次公开讲座中，对于人们将前苏联解体归咎于他的看法大呼冤枉。将前苏联解体一股脑归罪于他是十分不负责任的，也是毫无依据的。他认为改革中下放权力和“重建”是必需的，但他主张保留苏维埃联盟，他说：“苏联解体的责任应由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负责，因为叶利钦所主张的改革方针是‘不负责任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真的没有责任吗？他在1986年7月3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过：“我要在改革和革命两个词之间划一个等号。”1987年1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中进一步说：“改革就是指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正是他的这种“改革就是革命”的破坏性思维使其在1989年后前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推进中完全模仿西方的普世价值，不讲改革方法论，导致在“革命”中全面失控。1991年3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进行了是否继续保留联盟的全民公投，78%的前苏联公民赞同保留联盟。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利用公投优势抵制联盟解体，反而站在叶利钦一方，导致前苏联局势急转直下。直至同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前苏联正式解体，叶利钦成为首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个是为前苏联掘墓的，一个是给棺材盖上盖子的，二人在前苏联解体上一脉相承。

　　20世纪90年代，无论从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还是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无论是从高素质的人口数量还是从当时的经济总量看，前苏联都可称当之无愧的世界“巨轮”；但在面临改革“大船掉头”的关键时刻，前苏联选择的却是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急掉头”的“休克疗法”，继而使其沉没。迄今为止20多年过去了，俄罗斯仍未能重振雄风。从表面上看，前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电力改革间似乎并无直接关联；但事实上，无论中国的改革还是中国电力行业的改革，都同样面临“大船”如何掉头的改革方法与路径选择。从这个意义来说，前苏联改革的教训极具现实借鉴意义。

　　（一）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

　　1.俄罗斯“休克疗法”回顾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着手推行全面私有化，前苏共和苏联政府相继制订了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其从1987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建立起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股份则在各工业部的领导人之间分配。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作为首任也是最后一任前苏联总统下台前，国家所有制已严重变形，管理人员变成了所有者。党、共青团和政府的官员及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的俄罗斯企业家和第一批亿万富翁。

　　1991年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同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下台，前苏联解体。当时， 35岁的盖达尔被叶利钦破格提拔为俄罗斯政府总理，在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点拨下，盖达尔炮制了一套激进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案，并在1992年初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可到了第四个月，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 65倍，同时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是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是大规模推行国有财产的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所以要动产权，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当时的俄罗斯把企业分成小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小企业私有化方式是拍卖，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是股份化。但国有企业的股份用现金是买不到的，需要凭私有化证券才能买到。

　　当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企业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而其人口是1.5亿。童叟无欺，人人有份，每个俄罗斯人只要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此券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当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广大民众迫于生计，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私人大亨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集中到了私人手上。这些所谓的股份制企业实质上落入了富翁和经理们的手中。当时调查表明，这些所谓的股份制企业中90%的小股东共持股不到10%，1%的大股东却持股85%以上。

　　需指出的是，由于私有化中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权势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政府在出售国有企业产权时，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或者其他暴发户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在估价中，以俄罗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账面价值作为公司的基础价值，既未考虑无形资产的因素，也未根据通货膨胀对价值进行调整。所以，俄罗斯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高达上万亿美元。私有化在1994年6月结束时，俄罗斯的工业总值已不到120亿美元。

　　2.俄罗斯人谈“休克疗法”教训

　　俄罗斯专家尖锐地指出：回过头看，俄罗斯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一夜间告别了过去，却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他们向往西方，却不知道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当时代表社会主流的“改革派”认为，只要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就能够在短时间内（例如盖达尔的500天“休克疗法”计划）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快速振兴。他们认为，激进的改革虽然会带来经济下降，但下降将是短暂的，长痛不如短痛。结果，“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推向了经济没落的边缘。

　　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叶利钦也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

　　普京总统取代叶利钦执政后明确指出，“‘休克疗法’的教训表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随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又开始将部分石油、资源类企业重新收归国有。由此可见，“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它表明：脱离本国国情、盲目仿效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理论是无法医治俄罗斯经济病症的，俄罗斯回过头来还得像中国一样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尽管普京的“回头”和专制并不招激进改革者和西方待见，但的确符合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也必然受到人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正在恢复。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习近平和普京二人在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双方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二）中俄改革对比启示

　　尽管我们不能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的改革会永远比俄罗斯成功，但至少迄今为止，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低，进步比他们大。当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时，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国放在改革成功的首位。

　　近年来，普京总统重新国有化的政策和俄罗斯独特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禀赋使其经济开始复苏。但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采用“休克疗法”的改革失误使其耽误了近20年的发展进程。即使在今天，俄罗斯的GDP值也仅及中国的1/4。这对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老大哥来说”，内心是何等痛楚和不平衡应是可想而知的。

　　从改革的方法与路径选择看，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他们选择的改革道路均没有重复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这样的一种推测和换位思维，即如果当年的中国没有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渐变、稳定改革思路，而是采用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模式，那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同样，如果当年的俄罗斯没有选择盖达尔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用中国渐变、稳定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又将会是什么样？这值得深思。

　　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德费利乌认为，中国的改革与俄罗斯相比，“成功的秘密在于机构和制度的稳定。没有机构的稳固和政治的稳定，任何重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对比中俄两国的改革思路与方法，主要有以下差异。

　　1.国有资产上：俄罗斯分存量，中国扩增量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国有企业资产普遍采用分或卖存量的私有化方式，动国有资产的存量部分，实际上是重新分配产权。社会存量产权的分配就是革命，产权革命必须考虑财富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的承受力。

　　对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存量产权私有化过程，我将其比喻为“砍掉老树重栽新树”。改革伊始，俄罗斯就选择了萨克斯给其开的“休克疗法”药方，把国有企业除掉、国有资产分掉。而砍掉老树十分痛苦，新树成长过程漫长，二者衔接不上就要产生社会动荡，并且这种盲从的休克还会引发诸多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

　　而中国在国企改革上则遵循“老树发新芽”的准则。国有企业产权存量不动，增量募集，让“老树营养滋润新枝”，以后再逐步扩大新枝比例，改革之初依靠老树，由老树主导，最终老树退出历史舞台。

　　2.改革顺序上：俄罗斯先难后易，中国先易后难

　　改革顺序上，中俄两国截然不同。俄罗斯是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改国家体制，导致国家消亡；改政党体制，导致共产党下野。在失控和混乱中，改革经济体制，一上来就从私有化入手分国有资产存量，直接导致腐败、不公和社会动荡。

　　而中国则是从经济入手，经济是从价格入手，再推进到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再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体制入手，转变政府职能，最后再改革与完善政党体制。显然，二者改革顺序截然不同，效果当然就不同。

　　3.改革主导上：俄罗斯外部主体，中国内部主体

　　推动俄罗斯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外部甚至是俄罗斯外部的西方国家，依靠西方国家的力量，从外部发起一场革命，把原执政党和政府权威都推倒重来。而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则是来自中共和中国内部。“老树”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用老树的营养在滋润着新芽，并在改革中不断地扩充“新芽”比例，最后老树再退出。这是两国改革的最重要差别。

　　三、大船慢掉头——中国电力改革启示

　　国电公司五年发展史是中国电力改革的缩影，它涉及了中国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全方位的改革，其牵涉面之广、改革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国电公司自身遇到的问题与争论，同样是中国改革的缩影。无论是从电力组织体制出发改“体”，还是从电价改革入手推进改“制”，都涉及改革方法论的正确运用。

　　国电公司从成立之初起就注定了其大公司的雏形，其注册资本高达1600亿元，这在1998年的中国企业中是首屈一指的，称其为“大船”可谓名副其实。但由于其是行政手段捆绑和打造的大船，其自身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航行，必然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国电公司大船在建成之时，就必须在组织结构、功能定位、战略目标的制定上找准定位，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其颠覆。因此，它唯有在起航、慢行和风浪的击打中，在步履维艰的驶向前方中，寻求外力支持和自身摸索的双桨支撑。

　　在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中，5号文主导下分拆并终结的国电公司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一样，起航不久就在大海中沉没了，重新设立的国网公司和原国电公司不是一种继承关系，这是一种间断的、法律上互不搭界的“休克疗法”式的变革。如果国电公司和国网公司之间是继承和升华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砍掉老树重载新树”的做法，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可当时为什么偏要灭掉国电公司而新设国网公司，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最核心问题。 也许有人不理解我为何会如此介意这个问题，但如果我把继承模式和新设模式的选择放到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改革中，也许多数人都可以悟出其中道理的要害所在了。

　　回顾历史，我能够在国电公司成立之初就以“外力”的角色进入，在其功能定位、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发挥作用并逐步形成了我对电力改革的系统思路。正因如此，我对电力体制的改革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与国电公司的五年并行经历弥足珍贵。

　　回头看我自1998年以来为国电公司制作的几本咨询方案，其深刻的内涵和由此带给我的对电力行业认知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使我具备了掀起国电公司“面纱”和“盖头”的勇气。本书旨在运用我与国电公司五年相伴赋予我的能力和勇气，来把国电公司的五年发展史真实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引起人们关注中国电力改革的同时，又能使人们对这艘大船所驶过的航线和它前进的方向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这段历史并探索未来中国电力改革的正确方向。

　　当前，为打破垄断而推进反垄断改革又将铁路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今天取消铁道部而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是和当年成立国电公司几乎一模一样的翻版，十六年前电力部改成国电公司，五年后国电公司厂网分离解体，但保留了全国一张大网，留下许多经验和教训。十六年后的今天铁道部解散，五年后会否中国铁路总公司网运分离也解体，那时能否同样守住全国一张大网？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改革究竟如何推进，从表面看，是按网运分离的纵向功能分离还是按区域分割的横向分切似乎是热点，但实际上真正的关键点在于谁才是主导这场改革的主体，改革的责权利是否统一，风险由谁承担。这些问题的答案尚在茫然探索之中。

　　由此来看，这本书几乎把这些敏感点都涉及了，因此，它也是写给中国铁路人的。因为中国电力改革的过去已真正成为历史，无法从头再来，而中国铁路人才刚刚开始，他们应该比中国的电力改革走得更好。

　　因此，总结国电公司系统改革的成败，不仅对我们总结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石油、邮政、电网等垄断行业的改革也颇具指导意义。从未来看，我们要继续坚持内部主体改革主导，遵循大船慢掉头、循序渐进的方法论，在中国今后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加以运用。这不仅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挥，也必将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转型的一笔宝贵财富。

　　

本文摘自《电改十八年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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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改革的核心是在打破经济垄断的同时，废除以行政审批为特征的行政性垄断，改体与改制同步推进，那么为什么我国的电力改革出现了只一味地强调拆分公司的组织体，却丝毫没有触动有关部门搞行政性垄断的行政审批制度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具体负责电力改革的部门又是搞行政性垄断的行政审批者。
电力反垄断的重要内容是摒弃旧的行政审批制度，中国电力改革的核心应紧紧抓住电价改革这个引发消费者对于垄断深恶痛绝的关键问题，因此，改革者首先自己要勇于剖析自己，既然中国垄断、腐败的源头在于行政审批，就必须取消这种行政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