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心态”使企业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8)

    世界上所有人都会有同样的非理性行为。然而，这种假设在最近10年受到了文化心理学的挑战。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迥然不同，思维与决策方式也各有特色。您认为，文化心理学的这一研究发现将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彭凯平：文化心理学是过去10年内心理学领域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它在发现人的自我思维和决策的差异方面有很大贡献。但文化心理学对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刚刚开始，从事行为经济学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寥寥无几。我所知道的文化心理学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还只是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心理学发现，在概率判断上，亚洲被试者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自信心。第二，在风险决策上，亚洲被试者表现出了较高的风险倾向性。这可能与我们较多的社会支持有关。第三，在思维风格方面的文化差异也对东亚人的经济判断有影响。比如，我们发现，辨证思维较强的中国人的判断受到措辞的影响就比较小。对后悔心理的文化差异，我和施俊琦及王垒教授进行了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人更重视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经济决策，即便冒险失败了，也不耿耿于怀。对商务合同意向的判断，特别是对合情、合理和合法这组概念，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对合同的判断和执行上，西方定义的理性人与中国人也有着很大的行为差异。李兰：我记得您在1997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即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您认为，研究人的思维对具体经济活动实践有什么帮助？彭凯平：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经济学问题，很多实际上都涉及到人的思维和判断。比如人的选择、价值、消费决策、投资分析、经济政策决定等，都是与思维有关的。因此，如果东西方在思维上有很大差别的话，那么它就必然对经济活动有很大影响。我们过去十几年来的研究最大的发现是，在知觉和思维方式上，东方人采取的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关注的是被认识事物的背景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更多的是采用朴素辩证思维的方式。而西方人在认识和思考事物的时候，采用的是线性的分解方式，强调事物的内在本质和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看到的是一片森林，西方人关注的是一棵棵不同的树。这样的思维方式对经济实践中的很多决策和判断都会有影响。再回到我们所说的商品的价值判断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某件商品的价值只会由它的成本和市场需求及利润考量来决定。其他信息，如谁拥有该商品或拥有该商品的人的道德品质、文化背景等都不应该对商品的价值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东方人对事物背景的关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身份都会影响到东方人对这个人拥有的商品价值的判断。在公司治理上，东方人的整体辩证思维也会反应出来。显然，我们公司的治理在独立性原则上就与西方人的理解很不一样。我们选拔的独立董事往往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或者学术贡献的人，而不是强调他所能作出的独特贡献。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公司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家庭，每个人都应该是互相联系的。而西方人更倾向于把公司看作是不同利益的调和，最有效的维护不同利益个人的方式，就是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相矛盾的。李兰：您能否介绍一下行为经济学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您认为行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将遭遇哪些挑战？彭凯平：行为经济学在中国刚起步，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些学术上的报道和模拟性的研究。它还没有形成一种对经济学、心理学有任何影响的势力，更谈不上为中国的经济决策、市场发展有任何独特贡献。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在中国将遭遇到的最大挑战会是学科之间的门户之争。也就是说，由于这门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它就不会在主流的学科领域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关注。

本文摘自《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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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调查与实证分析研究，了解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经济政策、改革热点及企业外部环境的认识以及担忧，反映企业家眼中的中国企业外部环境，同时根据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邀请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帮助企业家深入地把握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企业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从不同的角度为企业家应对危机提出了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建议，有助于企业家理清在当前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的真正机遇和挑战，更好地进行企业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