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了便于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哈德森研究案例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佛罗伦斯。哈德森告诉我们说佛罗伦斯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天才，拥有很高的智商。
（砖块）用于建造物体；做投掷物用。
（毛毯）保暖，隔离空气灭火；绑在树上睡觉（类似于吊床）；做临时担架。
佛罗伦斯具有想象力？他只不过是对砖块和毛毯的普遍特征、功用进行了分类。佛罗伦斯的思路看起来还比不上普尔那样敏捷和富有创造力。也就是说，佛罗伦斯和普尔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佛罗伦斯的智商有多高。这两个男孩的智商都超过了中学生的必要标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普尔的思路能够从暴力想象跳跃到性到人们从建筑物跳下来，其中没有一环缺失，而佛罗伦斯做不到。现在，您觉得他们两个谁更有才气，谁更可能成就一番伟业，谁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诺贝尔获奖者既可以来自圣十字大学，也可以来自哈佛大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哈佛大学不会依据这种“砖的用途”的测试成绩，来挑选自己需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密歇根法学院接受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毕业生和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区别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样的道理，成为一个成功律师的因素，显然不是智商就能解释清楚的。它需要普尔那样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像比尔?乔伊那样刻苦，需要像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雄心勃勃——密歇根少数族裔学生在收敛性测试里面较低的分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庸碌无为。
6．
这便是特曼的错误。他过于执拗地相信他的那些“特曼人”绝对处于智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是1％的佼佼者中挑选出来的1％，但特曼没有意识到这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数据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的错误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他眼中的少年天才长大之后成为了书籍、学术文章出版人，有些人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几个人成为了政府官员，两个人成为了高级法院的法官，一个人成为地方法院法官，两个人任职于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有一个成为该州政绩优秀的政府官员。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物。看起来他们的收入颇丰——但也不是非常地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只能说是平庸无奇，很多人的事业令人惊讶地草草收场，就连特曼都没有精力考虑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在他费尽心血挑选的天才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他的试验团队曾经对两名小学生进行过智力测试，他们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chockley）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但他们都被拒绝了，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全面批评了特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特曼只是把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随机挑选出来——正如挑选“特曼人”那样——并且根据智商进行划分，最后的结果必定像他辛辛苦苦挑选出的团队所做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样告终。“这样做并不能扩展一个人的想象的空间和天赋的潜质，”索罗金认为，“这样是把一个‘天才团体’整合成了一个‘天才’。”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下定论的第四章几乎找不到“天才”的字眼——除了标题之外。“我们看到，”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本文摘自《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士的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那么本书会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不！因为持这种论调的人往往忽视了成功不能缺失的两个环节：机遇和文化传承。世上没有不想成为人上人的人，成为卓绝群伦的社会人士是创业者的梦想，把别人的成功经历当成镜子是成功者的爱好，在工作中事有所成是企业员工的追求，然而，要成为卓越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审视自己，还需要认识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就像海滩上长得最高的一颗橡树，它之所以能长得最高，也许是因为它曾是一个硬壳种子，但很重要的，是它生长的土壤，它生长的地方，如果从一出生，它便被其它橡树遮蔽了阳光，那它永远不会长成最高的一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