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伊朗

　　丹·埃坦和他的公司团队已经在以色列国内外设计过几个大工程。然而，该公司被邀请为成千上万的伊朗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人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城区，则完全是一个新的冒险。该如何着手规划整个城市呢?
　　整个项目包括为30000名居民在古老的班得阿巴斯港口附近建设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班达尔是伊朗仅次于阿巴斯的第二大主要军港，在它附近也需要建20000套住房。哈尔克岛是一个小村庄，将建设5000个新家园。我们的发展计划是建造封闭的卫星城市。
　　围绕建设计划，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们必须整理有关住房、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构的需求，这都是拟建项目的居民未来需求的。随后，这些需求被转交给建筑师团队，由他们转化成详细的建筑计划，进而被转交给公司的工程师起草施工计划。只有这样，建设工作才能开始。
　　伊朗国王希望建设计划立即实施，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希望这些城市要么快速建成，要么就不建。虽然他的政权不稳定，但是命令相当地有效。资金不成问题，因为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国王的财富可以说是堆金叠玉。对于这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来说，唯一缺乏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他能在以色列找到工人，即使伊朗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他也不在乎。我们被选中了，他的意愿就是命令。通过斡旋瑞士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我们所有人的签证在24小时内就签发并交付到手上。
　　整个事情像是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很快，我们就进驻荒芜的工地上，这里被告知要建设成新的波斯帝国，需要根据先进的西方标准设计整个项目，过程中还要考虑当地文化、海军的需求、伊斯兰教传统和当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
　　感觉就像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代童话，接着就去工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对伊朗知之甚少。举例来说，对于他们的海军，我所知道的信息就只限于一个伊朗承包商用蹩脚的英文撰写的一份文件。但解决新问题总是能吸引我，这是我在武器研发部门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习惯，那时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有关海上雷区的突破性研究。然后，我协助发明了在六日战争期间使用的损失评估体系。为了分析装甲运兵车的最优化设计，我结合了经济学、运筹学和数学规划等方法（后来我将该论文审查修改之后了申请硕士学位)。伊朗项目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新挑战，这需要想象力、主动性，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对于每个城市项目，我研究了人们不同层面的需求，例如，一个伊朗现代城市的垃圾收集、市政服务、景观偏好、文化设施、购物中心等等。为此，我收集了包括清真寺、学校、甚至墓地等的重要信息，最终差一点成为穆斯林文化的专家。在特拉维夫公共图书馆馆员的耐心帮助下，一个接一个，我将阿巴斯港、班达尔和哈尔克岛的项目放在一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牢记预算限额。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伊朗方面显著低估了项目的成本。
　　与此同时，我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璐璐以及他的公司（哈曼组织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属于工程服务集团的子公司）正在调研项目的可行性。整个项目的真正主角——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已开始协力起草计划书。卫星城市的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与丹·埃坦曾经遇到过的都不相同。例如，我们需要1500扇门和8000套锁，必须进口或自产，总之要快。一些建筑材料是以色列制造，有些在伊朗国内购买，而也有一些来自欧洲。我们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直到伊朗方面出现问题。计划书要求我们遵守各种建筑材料事先商定的价格，这迫使我们只能使用承包商从批发商处购买的产品，而批发商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这是伊朗的惯例，所以别无选择。
　　在全盛时期，伊朗国王是无所不能的。他下达命令，提供资金支持，指令即使不切实际也得立即执行。有传言说他曾经下令，所有波斯婴儿必须每天喝一杯牛奶，所有的谄媚者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维齐尔[伊斯兰教国家高官。]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了这个指令的弊端。他指出，假定6000万伊朗人中有500万是婴儿，如果要求这些婴儿每天喝一杯牛奶，那么每月大约需要1000万升的牛奶，而伊朗的奶牛数量并不大；所以他们需要进口成千上万的奶牛，然后建造牛棚和奶牛场，添置必要的制冷设备，建立专门的运输系统，并训练成千上万的专业挤奶工。最后，他建议直接进口牛奶也许会更好。
　　同时建造三个新的卫星城市的命令跟这个传言中的法令真是如出一辙。然而有关建设计划的指令又比较务实，因为国王求助的是以色列人，我们只要是在私营部门工作，重压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世界一流。不过在公共部门，以色列人的表现则是差强人意的。在我家附近的拉马特伊兰，一个只有1000户家庭的公共住房工程项目，最终花了15年才建成。而我们在伊朗建造三个城市才用了三年。
　　可以肯定的是，错误在所难免，问题往往就在你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理论上，本地的承包商有责任对一些错误有预见性，但他一定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举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穆斯林在祈祷的时候是面向麦加方向的，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习俗会影响厕所的位置，因为习俗上是禁止有厕所面对麦加方向的。海军建设部门的总部位于德黑兰，他们主要在德黑兰以及伊朗中部地区施工。考虑到麦加位于德黑兰的西南方向，他们要求所有海军城市的厕所都是东西朝向的。而我们大多数的施工计划都在阿巴斯港，位于德黑兰以南一千公里，几乎是在麦加的正东方。正当我们要根据海军部门的要求建造厕所，几乎就要犯下致命错误的时候，一个叫丹·埃坦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醒了海军官员。他们急忙到穆斯林牧师那里寻求建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以色列的不信教者是正确的。随后，我们对规划进行了变更，阿巴斯港的厕所定位成南北走向，避免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最后，与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所做的杰出工作相比，这样的小错误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伊朗人尊重和欣赏我们，对我们非常友好。尽管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在伊朗王国，以色列人非常受人尊敬。
　　我的大部分工作在以色列，只有在伊朗方面有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去。1975年6月15日，我安排下班后与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约西·杜布罗斯基会面。在他的寓所，我们计划观看欧洲杯特拉维夫马卡比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比赛。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他问及我在伊朗的工作是否很危险。我解释说，虽然伊朗当时是一个独裁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担心安全问题。我们的最大麻烦是偶尔的沟通问题。有一次，我们一群人聚在咖啡店里聊天，一个服务员走过来问，“要喝点咖啡还是茶?”因为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没有人回答他，他只好继续站在那里。直到有人点头，他才开始行动。那么，服务员到底做了什么?他只是把茶和咖啡倒进杯子里。
　　约西笑得快喘不过气来，这时电话响了，是马蒂亚。“马上回家!”从她的语气来看，我知道不可能是什么好事，担心是小扎赫出了什么事。当利兰出生的时候，我发明了一种在他房间给他换尿布的方法，等到扎赫出生，我们沿用了这种办法，也就是将一个旧画板铺在他的床上，虽然有时会从床的围栏上滑下来，但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好用的，就像是一个可调节的桌子一样。一直以来，小孩在我们的监护之下，我们也没有感到任何的厌烦。尽管如此，我还是开车回家，心想一定是扎赫出了些意外。
　　当我打开门时，首先看见的是扎赫，她舒服地躺在马蒂亚的怀里，正摆弄着自己的头发。感谢上帝!接着，在孩子们的房间里，我找到了利兰，他正安静地待在玩具垫上玩乐高积木。我返回到客厅，马蒂亚仍跟我回来时一样，坐在那里没动。
　　“是乌里，”马蒂亚说道，“他遇到些麻烦！”我哥哥乌里?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他是一名运动员，特别喜欢剧烈运动。难道是在打篮球时一条腿骨折了?抑或是两条腿?我马上拨通了基布兹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是心脏骤停，当时乌里正在游泳池里游泳，病情发生后被送到了萨费德的医院。“他现在的状况如何？”我急切地问道，然而对方没有回答。“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开车过来！”我大喊道，几乎不能呼吸。“你可以来，但基布兹正在安排抢救。”
　　安排。从这个词我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我记得那会儿我的反应是目瞪口呆。当时，乌里正在游泳池里和他12岁的儿子基列比赛，基列是他五个孩子中的老三。基列意识到父亲不对劲，设法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立刻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显然乌里的去世并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后咨询了一位在基布兹生活的军队医疗员。年轻的医生遗漏了一些症状，并没发现我41岁的兄弟有什么生病的迹象和身体不适。因此，乌里也就没在意，接着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观美化工作，然后赶到泰尔海参加基布兹管弦乐队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单簧管。乌里一直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健康，他从离基布兹两公里的地方下公车，这样就能跑两公里到家。在年轻人组织的游泳比赛中，乌里好胜心极强，压根就没打算给基列一点点机会。确实，他那天早上感觉到了疼痛，但医生告诉他不用担心，然而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需要紧急救护时，住在黎巴嫩边境就显得非常不方便，离急救中心太远了。
　　那一年，我31岁，有两个孩子，进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后，乌里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也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说我太小了，之后他又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都成年后，10岁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我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经常欢迎我和弟弟阿姆农去他家做客，我们在基布兹度过了很多的假期，并经常在那里一起庆祝家庭聚会。假期里，我们有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伦理、道德、平等相关的严肃话题，这些后来都成了家族的传说。乌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领域，而在他眼里只有黑与白。我们俩喜欢激烈的争辩，而其余的家人在享受甜点的同时，耐心地看着我们唇枪舌剑。偶尔，他有事的时候会来特拉维夫，我们彼此会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机会。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乌里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着真令人痛心。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死于心脏骤停——真是个可恶的词。
　　那种父亲去世后让我无法摆脱的愤怒，那种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愤怒，变得愈发深刻、愈发强烈。我觉得我会爆炸。为什么是乌里?该死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世界上还有公平吗?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心中那种暴力的倾向，一种粉碎、破坏和损毁的冲动，我指责天地，指责父母。也许我很生气爸爸把心脏病遗传给了乌里，也许我对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没有预兆地抛弃了我们。我不再去拜访他们的墓地。不论是马蒂亚，还是孩子们和阿姆农，没有人可以安抚我内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身上潜滋暗长，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照顾乌里的家人直到后事都安顿下来，并且经常去看望他们。即使我专心照顾柏卢丽雅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那种令人不快的悲痛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在伊朗度过。当那里的海军项目成功完工后，我们在伊朗拥有了无限的机会，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游艇俱乐部，因而业务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我们办公室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文化传统、地形特征、定价体系以及运用合适材料方面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个原创性的计算机模型来评估给定项目的可行性，即ECOMO——经济学计算机模型。定量分析已经成为我擅长的专业领域，而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作由埃坦-戈申的雇员代理，但我的经济效益核算工作则由梅伦博士协助，他是数学模型的专家。梅伦曾访问过伊朗一两次，他是为我工作，而不是为丹。我们指派了一个土木工程师——拉凯利和我们一道以安纳夫系统公司的名义，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运作。我们的小团队在大型项目的管理和运作上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同时，那一段时间也获益颇丰。这是对我们必须忍受的艰苦生活条件的补偿。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大约在同一纬度，说它的天气条件像地狱一般，还算是保守的。在停车的时候，车里必须开着空调，否则当我们回来时，我们会被烫得无法触摸方向盘。
　　虽然自然条件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商业环境却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即便是对安纳夫系统这样的新公司来说。许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崭露头角，尤其在灌溉系统、石油开采、军事装备供应等技术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乡一样，带来了自己的家人，并建立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可以继续学习以色列的课程。
　　但并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国王下令控制物价进一步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国王的法令的确延缓了通胀，但也得归功于少数人发挥了创造性思维，他们不去提高价格，而是减少他们供货的规模和数量。
　　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领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产行业行不通。商人可以减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产领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么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上升。在三个不同时期出售的公寓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价格。但国王颁布了法令，要求没有通货膨胀，那么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违法的事。国王有他慷慨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专制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你所能做的就是引进外国经济顾问，如安纳夫系统，针对不同时间购买公寓的不同人群，制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国王在内，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在工程必须要完工、买房者需要搬进来住的时候，价格一定会慢慢地爬升。在安纳夫系统，我们采纳建议，分析了成本和价格的变化，界定了总共七组不同人群，并为每个组计算了建设成本以及其他费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占项目成本4%的部分我们无法解释。无论我们如何计算盈亏，当我们加上砖块、灰浆、门、空调等各种成本，其总额总是少于合同价的4%，这4%似乎是消失了。当我们问及客户这个难以捉摸的数字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重视自己的面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关于伊朗监狱的内幕，我们不应该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他们敦促我们从头再来，重新核算一次，并做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国工作经验的第四个国家。在每个国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视角。1965年，作为一个学生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热那亚和巴塞罗那，然后坐最便宜的火车去马德里。那一个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个天然气加工厂——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气冲天的生产线工作一天后，我礼貌地问我能否去办公室工作。在那里，用他们的电子制表软件，我绘制出各种简明的图表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完成我的课程后，我和同学丹·罗森斯特鲁马前往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意大利旅游，直到花光所有的钱。1969年，我和马蒂亚去欧洲度蜜月，我们住在青年旅馆，不去大的饭店吃饭，也没有其他奢侈消费，不过我们尽量利用时间游玩，因为在当时我们还不能负担经常出国旅行的费用。
　　从旅行中，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想在一个大的世界中获得成功，我必须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几乎没有出过国，我父亲在犹太旅团服役期间曾去过意大利，而马蒂亚的父亲是政府官员，偶尔会去欧洲出差。我和她的母亲则是在到了以色列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国旅行，不要受到国外其他地方的诱惑。我父亲去世后，马蒂亚和我出过三次国，有一次是去美国旅行。我第四次出国是到伊朗，只不过，这次我不再是一个度假中的学生了，而是一个私人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发的日子，我们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伊朗执政党非常稳固。伊朗革命让我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们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欢乐当中，开我们主人的玩笑，并为彼此创造财富。我们视野范围内没有一丝乌云。突然间，天空出现了暴风雨。一夜间，备受宠爱的以色列人四处逃命，瞬间从贵宾变成了难民。
　　我已经回到以色列了，但是我们的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直在德黑兰工作，那是一个遥远的建筑工地。听说革命爆发后，他们决定马上逃走，而不是没有目的地等待新政权的建立。人们四处奔忙只为了赶上首趟撤离的航班。由于人数众多，这次大批逃离成为一个复杂和危险重重的后勤演练。很多人匆忙赶回家，带上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单身男人随手抓起他们能带走的财物，拦下出租车，朝机场奔去。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人们，突然从四面八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向曾经热情友好的德黑兰冲去。
　　回到以色列后，我们早早关了办公室，开车去机场迎接第一个航班，确认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是否成功逃离。由于革命护卫队封锁了打往伊朗的电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任何人的下落。当飞机降落，机舱门打开，大家才松了口气。经历了混乱和动荡，不管怎样，大家都安然无恙，并告知其他人也在回来的途中。后来，我的一些同事私下承认，如果不是感觉有些尴尬，那么他们一定会放下手，跪下来亲吻大地。
　　这就是伊朗人的美梦，大张旗鼓地开始，却以草草收场而结束。我们后来了解到，伊朗国王虽然带领国家取得了经济上的繁荣，但他同时也残忍地镇压了所有的反对派，特别是什叶派。怨恨造成了国家内部的动荡不安，并最终导致了革命。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朗、无忧无虑地建造房子的以色列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涌动的暗流。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的工作向穆斯林世界敞开了大门，那将带领大家走向和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多年以后，卡琳A号船从我们为之发展倾注了大量努力的哈尔克岛起航，载着提供给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武器驶向加沙。在红海，以色列人中途截住了货船，这使得运载的杀伤性武器没有被送达。而班达布什尔是我们把它从一个荒凉的沙漠建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现在却成为阿亚图拉核计划的据点。是的，以色列人使伊朗变得强大。然而，这个由以色列人建设起来的城市现在却在研发炮弹，目的是歼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
　　现在伊朗的年轻人仅仅知道阿亚图拉的基本教义派掌控着穆斯林政权，他们不知道之前的伊朗是一个非宗教国家，他们没法想象就在不久前他们的国家是另外一番模样。同样地，以色列当下的一代也不知道，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拥有的版图是那么的小。那些出生在绿线[绿线用于标记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获得的土地。]，即1967年之前的国界线外的以色列年轻人无法想象去放弃他们的家园。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同时代的很多人觉得约旦河西岸是一个负担。
　　当然，巴勒斯坦的年轻一代由于年龄所限，也有如此的困惑。
　　他们没有经历过充满仇恨的自杀式袭击，也没有在重重的检查关卡中生活过。历史被这一代人狭隘的政治意识所限，该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不只是在政治上，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我们在伊朗的工作纯粹是为了赚钱，不会关心它的政治局势，也不会关注什叶派的反对活动。调查什叶派和以色列之间秘密军事联系的实质，或者考量那些联系如何影响伊朗人对以色列人的态度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伊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国家，我们必须跟他们做生意，但是基本教义派的宗教革命惊醒了我们。它并不在乎我们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贡献，也不关心我们对于未来两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期望。
　　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影响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像我这样对未来迷茫的人，我只是一个工业和管理工程师兼营运研究员，一个碰巧在伊朗工作的以色列人。另一个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穆斯林领导者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在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这个历史性的和平之旅打破了传统观点，令人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在伊朗的革命。对于我来说，这证明是一个幸运的转折。

本文摘自《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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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有关以色列高科技先驱企业家罗尼·安纳夫的感人故事，他的成功之旅开始于位于特拉维夫诺尔道大街的一间舒适的公寓里。安纳夫先生一直坚信自由经营、决心和耐力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开始企业创建的。本书披露了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的角力和变迁，以及关键时刻的大胆决策，这些也造就了四维软件（后更名为“新维软件”）公司从小到大，取得了非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