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从供给入手解决滞胀

　　二、供给学派：从供给入手解决滞胀
　　可能是人们特别是政治家从心灵深处更愿意干预经济，也更愿意有辉煌的政绩，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较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践性大大地逊色了。就美国而言，在里根出任总统以前，滞胀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于是，应运而生了供给学派——这个学派继续试图解决货币主义没有解决的“滞胀”问题。他们的主要药方是减税，通过减税刺激供给和调整结构。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拿大籍教授罗伯特·芒德尔，以表彰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佳货币区域所进行的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供给学派的嘉奖，因为美国经济学界评论最多的还是芒德尔对供给学派理论的贡献。
　　1.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经济持续滞胀的背景下走马上任。和当年的罗斯福与凯恩斯经济思想相比，里根和供给学派的关系恰恰与前者相反。就罗斯福与凯恩斯而言，是先有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实践，后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而里根从竞选开始，在其竞选班子和竞选纲领中，就高扬供给学派的旗帜，于是供给学派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主张而出现的。
　　在与西方经济学界长达三四十年的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中，供给学派虽然是后起者，但无疑是一个后起之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为供给学派创造了一种机遇，使得这样一个尚在发展中的“异端”学派，异乎寻常地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垂青，成为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理论根据，其代表人物拉弗也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来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
　　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早在1962年芒德尔就针对美国政府出现的国际逆差，提出了减税的政策主张。当时美国政府也认为芒德尔的理论是有道理的，但未将其变为政府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芒德尔在财政部关于如何走出“滞胀”的咨询会上，再一次提出提高利率以保护美元，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一政策建议依然被大多数人所反对，他们担心减税会加重财政赤字。阿瑟·拉弗先生的杰作“拉弗曲线”使供给学派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以简洁明快的方式迅速传播。拉弗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先生一次早餐时在餐巾上画出的。这条曲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以后，提高税率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至税收会减少（具体曲线如下页图）。说白了，就是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税收反而减少了；税率低到某一点，人们认为值得干，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以后，税收反倒更多。据此，供给学派试图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甚至更敢于消费。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
　　拉弗曲线
　　如上图所示，拉弗认为，当税率为0时，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当税率为100%时，也不会出现财政收入。当税率为0~100%之间，就会出现财政收入。如果把税率降到100%以下，财政收入肯定要增加。但是，如果税率降到某一点以下，趋于0时，财政收入肯定会减少。当税率在B点与100%之间时，税率越低，财政收入越高。
　　可以说，供给学派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着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里根竞选纲领的核心理论。因此，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时就着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大体内容如下：
　　（1）大幅度减税。个人所得税每年削减10%，共减了3年。此外，大幅度降低企业投资所得税。
　　（2）大力压缩计划中的非国防开支。
　　（3）减缓和稳住货币增长速度，促进通货膨胀下降。
　　（4）大大减少政府管制。
　　（5）大力扩充国防开支。
　　（6）在几年内，使联邦预算达到平衡。
　　当然，这些经济政策实行起来是相当复杂的，比如减税以后继续增加国防开支的经费问题。于是在后来的预算中，就包括了在减税的基础上小幅度增税，略微收缩一些联邦开支，把联邦收入稍稍高估一点和把联邦开支稍稍低估一点的变通做法。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供给学派则旨在从微观层面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现在看来，靠供给学派理论支持的供给管理，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在竞选时所承诺的美好结果，但在提高竞争力，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却有明显成效。从长远来看，则如同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政策效应支持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保持的经济长期繁荣。
　　2.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的现实意义
　　联系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给我们以内容极为丰富的启迪。
　　（1）思维方式方面和制度供给的启迪。供给学派试图通过减税，从供给的角度，即从微观层面解决问题，旨在调动企业和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积极性，这是一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如果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不能最终调动企业和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积极性，那么，其政策效果就会大大地打折扣。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税收是一把双刃剑。税率高了，税收多了，中央政府甚或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财力多了，企业和民众可以支配的财力就减少了。政府在使用税收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公平，企业在使用收入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效率，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的发展。于是我们的税收政策应当给企业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级政府都要保护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民众消费的积极性，绝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杀鸡取卵。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
　　供给学派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地反映资源稀缺的情况，能够准确诱导资源的合理分配。而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还不到位。看来，发展不能代替改革，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2）就产品供给层面而言，我们必须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据考察，经济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水平效应”，它是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入，只要增加投入，就会有发展速度，就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这实际上是粗放经营。另外一种是“结构效应”，即当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提升，组织变革更为有效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质量较高的增长效应。这实际上是集约经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保持的接近10%的高速增长，既有总产量扩张的作用，更有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轻工业的优先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家电为代表的现代耐用消费品的兴起，80年代后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重工业的加快发展，都是适应需求变动的产业结构大变动，致使经济在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向第七、第八个五年计划转变中都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并获得了相应的产业结构基础。
　　我们的经济虽然在不断发展，同时也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约束的改变，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科技对经济发展日益显现的巨大作用，使得我们已经不能维持粗放的、靠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提升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然而，这绝不是仅凭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其背后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价格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企业要对价格信号有灵敏的反映等。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是转变制度安排。

本文摘自《经济学百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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