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我曾经读过一篇研究报告，是一个国外的智库写的。这篇报告里提出，其实改革某种程度上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邓小平。这篇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要再出现这样一个政治强人是不可能的，您认同这样的预测和判断吗？
张维迎：这要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我同意，变革的时期，大的变革一定要有很强的领导力。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像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汉密尔顿这样一帮建国元老几十年做起来的。如果你要靠现在的奥巴马，肯定做不成这件事。
访谈人：为什么？
张维迎：因为他缺少这种领导力。
访谈人：他不是政治强人。
张维迎：他不是。对政治强人而言很重要的是理念，一个人如果没有理念，不可能成为政治强人。在变革当中，不要以为用武力的就是政治强人，那不是真正的强人，那种强人也撑不了多久。我们讲的真正杰出的政治家，一定有很强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这个体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走向政治家出自官僚体系的局面，而政治家天生要求的素质和官僚是不一样的。政治家需要横空出世，官僚是要循规蹈矩。有些人天生不适合当政治家，他只愿意循规蹈矩，他不愿意创新，不愿意冒险，也没有理念。还有一些人天生有政治家的素质，但是在官僚体系下，他被一层一层地蹂躏之后，这种素质就会丧失，他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非常驯服的官僚。
访谈人：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概念需要您给大家澄清一下，您刚才说政治家和官僚是不一样的。在很多普通人眼里，这二者是一回事。
张维迎：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了，政治家要主持一个大的格局，要面临好多不确定的东西。他要提出他的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好多障碍，他要克服这种障碍。真正的政治家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要有创新性，要冒险。他要有追随者，这种追随是诚心诚意的追随，而不是出于利益或恐惧的追随。政治家要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官僚不一样，他是做一些具体的事。在古代像皇帝和下面的宰相，再下面有很多官僚，皇帝是不可能从官僚体系或科举制度中培养出来的。
访谈人：所以从您的论述中我听到一个矛盾，好像这个逻辑走入一个死循环的死胡同。就是说，我们的改革需要有理念的政治家，但是这个政治家又不能从现在层层官僚体系中产生。那我们呼唤的政治家从哪儿诞生？最后他成了一个空的期待，是吗？
张维迎：没错，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我说的是一般的情况，有时候你运气好，也会碰着一些人。但是这些人我相信如果都严格按照我刚才讲的官僚体制，那是不可能冒出来的。不过我们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一些漏洞，保不准会出现一些人。我倒不是说要做政治家，一定不能当过官僚，而是说你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官僚体制去训练他。我们再看美国，美国的政治家可能是一个演员，像里根，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美国没有一个总统是公务员出身的，英国也没有一个首相是公务员出身的。中国过去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公务员出身。
访谈人：所以我们只能期待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官僚体系的夹缝中产生有理念的政治家。
张维迎：当然，这也提出一个挑战和要求，必须改变领导人的选择机制。如果不改变，短期可能只能靠偶然性。长期来讲，哪怕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体制之后，一切走上正轨了，法治、民主都是正规的，政治家与官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的政治家都是从美国的公务员中选出，他会是什么样？这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就得有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下真正优秀的领导人才能够产生出来。推进改革需要改变提拔机制
访谈人：下面这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条线讨论，一条是基层官员的理念，另一条是每一个普通大众对改革的认识和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基层官员究竟怎样可以拥有您刚才说的理念？
张维迎：就基层官员来讲，首先看一下事实对比。我曾做了一个区分，有些人干事为当官，有些人是当官为干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相当一批地方官员当官是为了干事。对于这些人，有一些“文革”形成的历史原因，使他们有一种责任心。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浙江的省长沈祖伦，中央在1989年春天确定让他接替省委书记。但是他找中央谈话说：我这个人适合当省长，可能不太适合当省委书记，我是喜欢干实事的人，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够另派更合适的同志当省委书记。这就是一种理念，这个人就是当官为干事。80年代、9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县长，甚至是公社的书记，你干得好，有闯劲，有创新性，上面会注意到你，你就可能被选上来了。选干部就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几个标准，统一的标准。我有一次去山西碰到一个退休下来的省领导。他80年代怎么当上的副省长？他原来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一步就当了副省长。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得最好，所以万里等管农业的领导马上看上了他。大家知道，大寨在山西，山西在包产到户方面一直是持保守的态度，冒出这么一个县委书记，中央就让他管这事。有些地方选拔提升干部不是按照这样的规则，更多讲的是利害关系，好比谁跟我关系密切，谁是我的人，我就提拔谁。或者如果我想提拔谁，我就故意找几个地方让他去任职，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履历。这种情况下，让基层干部有积极性就很难了。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在80年代、90年代，对大部分人而言，你只要好好干，表现出能力和业绩来，你不用找关系，就会有人注意到你，你就可能被提拔了。我曾经遇到一些人，当年还经常跟领导顶嘴，但是领导看他能干就提拔了。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现在大部分干部的提拔，都是以关系来说话。当然我不是说绝对是这样的，我也不是说现在提上来的人一定都没能力，表现不好，不是的。我是说现在即使你有能力干得好，如果没有很强的关系，一般也是上不来的，所以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还是出于对国家和地区的责任心，你都得花好多时间去找关系。我们批评人们“跑官”，但你如果不跑，还真当不了官。
访谈人：您能否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张维迎：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突破都可以做，事在人为。好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要选一个省委书记、省长，根本没必要按照现在的程序做。一个省有几十个县、上百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直接从他们中选省委书记和省长就行了。同样，到上边也可以直接提拔，最上层的领导从各省、市、自治区书记、省长里直接提拔。直接提拔当然要有一个规则，如让每个想上升的人公开演说，大家评议，这样会使人干事的劲头儿完全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但是80年代有这种味道，有一些人是直接提拔的。我觉得这么做并不是很难。
本文摘自《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这两年，中国改革风起云涌，重启改革、全面改革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但是，改革怎样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启蒙》一书中，张维迎教授坚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他认为，没有好的、正确的理念，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的未来就会问题重重。
自出版《什么改变中国》之后，时隔两年，张维迎教授再次系统谈论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在《改革新启蒙》中，作者针对当下中国严峻的现实，以及全面重启改革的迫切性，从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设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
借新书《改革新启蒙》，作者呼吁中国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