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极其不公平的金融资源配置之下，民企显然企盼能同国企一样得到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而国企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融资便利、且融资成本低，故而，民企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惊喜，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国民结合”可以破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去的。
民企与国企相比，其市场主体地位的相对缺失，不仅表现在被无形隔离在垄断产业之外，而且更体现在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等方面。
聚焦到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自2005年至今（2009年上半年除外），民企贷款增幅就一直远低于国有企业，2008年的全国短期贷款，民企与国企相比一度低近10个百分点。而与民企往往无奈进行民间高息融资相比，国企的贷款优先权无疑相当明显。而且，国企除了在信贷占比拥有优势外，更享有差别利率的待遇，以节能减排等信贷为例，国企就可以取得基准利率下浮10%左右的优惠。此外，国企在IPO上市、定向增向、以及发债等其他金融政策上，亦享有特别优先地位。
民企与国企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公平性，直接与针对民企的融资条件苛刻有关。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往往受固定资产占比过少、现金流不稳定等硬条件的桎梏，必须依赖担保、或联保才能融到资金。而这种依赖担保的融资形式，直接推高了民企的融资成本，担保公司对民企提供担保的条件，一般都是在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加3个点左右、且还要扣留贷款额度的20%作为保证金。以此加权核算，即使银行以8%左右的利率放贷，民企通过担保公司贷款，最终承担的利率成本均要在12%左右。
正是金融机构对民企的差别化待遇，致使时至今日仍然难以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青睐，在上市方面也难以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有研究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中小微型民营企业更多地通过民间融资实现资金的筹措，贷款利率比正规金融机构高出30%以上、甚至高在100%。
在这种极其不公平的金融资源配置之下，民企显然企盼能同国企一样得到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而国企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融资便利、且融资成本低，故而，民企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惊喜，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国民结合”可以破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去的。
5年前一起民企联合国企开展海外并购的案例，堪称混合所有制破解民企融资难的经典尝试。
5年前，一家位于上海的民营企业启动海外资源收购，该企业虽拥有一定A股上市公司，可其所并购资源并非上市公司主业，如果装入上市公司则显得不伦不类，对上市公司股价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该民企就与一家央企上海分公司进行合作，将收购的海外资源进行证券化，将股权结构进行重新安排，两家公司均成为股东，这样既避免了民企上市公司的股权遭到稀释，又更容易获得海外资本市场投资者认可，符合未来海外交易所上市要求。
这种模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现在许多民企都想在海外“廉价”并购资源，但一来海外并购的资金门槛很高，二来很难在境内打包上市，三来容易遭到资源所在国不确定的政策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民企通过与国企“虎狼结亲”，既可以得到海外资源并购的资金支持，更可以通过国企得到更高层面的“外交”背书。
在在上述这则民企与国企的合作模式下，民企通过联合进行海外资源并购，不仅资金可以得到参股国企的支持，而且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也有望在信贷政策上放松一些，此外，在国企参股合作之下，民企海外资源并购的不确定性政策风险也可以得到相对规避。
除了海外资源并购之外，让我们再来看看民企与国企通过“虎狼结亲”，在市场化相对充分的房地产领域所彰显出的更多优势吧。
我们以全球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万科为例，万科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在其创立之后的前20年，尽管万科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真正奠定其全国房地产领军企业、乃至全球房地产标杆企业地位的，还是始自2004年。
2004年，正是央企华润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年份，正是华润对万科的参股，才使得万科自2004年起开始正式走向裂变式发展的快车道——根据历年万科的年报可以得知，2003年万科的营业收入仅为46亿元，而在华润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之后，2013年万科的营业收入已经高达1709亿元，11年间，万科营业收入增长了37倍，年均增速高达338%。
很显然，华润参股万科、并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给万科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金的扩容，而且还给予万科更为强大的信用背书，这对于资本密集型的房地产业尤为重要，通过万科近10年来在A股市场不间断的增发，我们就可以明确感知，如果没有央企华润的信用背书，万科是很难轻易实现的。
此外，对于以项目开发公司为导向的房地产业，如果没有强大的资源公关能力，房地产企业是很难快速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的，从这个角度看，央企华润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对万科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显然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无独有偶，由“商界思想家”冯仑所创办、并一直执掌的万通实业，也于2004年傍上“天津泰达”这个大款，天津泰达集团是隶属于天津市国资委旗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时天津泰达通过认购万通实业新增发的3.08亿股，占万通实业27.8%的股权，从而间接成为上市公司万通地产的第一大股东。由此，万通也一跃成为房地产企业中股本金和营业收入均居第一方阵的企业之一。
当然，万通实业在与天津泰达“混合”之后，其所呈现出的强大爆发力，也许远远不如同期万科与华润“混合”之后。对此，当然存在不同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企业家能力等方面的因素，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牵强地揣测：与万科“混合”的央企巨无霸华润，而与万通“混合”的仅是地方国企天津泰达，两者的混合对象天然存在实力的不等、政策资源的悬殊，故而，今天万科能够雄居全球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而万通则日渐显得后劲不足，某种程度上，也实属情理之中。
搞好混合所有制推动民企发展，与国企联姻是一个方式，同时资本市场对民企来说也是重点发展平台，可要想让民企有足够机会参与进来并非易事，国内资本市场尚未发展成熟，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直接融资滞后。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银行贷款归为间接融资只占20%，股权、期权、债券一类的直接融资占有80%。而在中国，却颠倒过来，银行贷款这样的间接融资成为企业主要融资方式，本来米油就有限，此时再遭遇银根紧缩，民企也就拼的只剩下些残羹冷饭。
其次，直接融资结构比例失调。国外的直接融资市场，债券占总融资额70%，股权只占不到20%，相比中国，债券融资比例不到10%，且门槛远远高于股权融资，而能够靠股权融资的公司，即使是上市公司都少之又少，更不要提在夹缝中生存的民企。
2014年5月，由证监会牵头制定、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分布（简称新“国九条”），当然，新“国九条”的整体要求是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可是，细心研读，我们还会发现，新“国九条”不仅提及“混合所有制”，而且监管层旨在通过新“国九条”全面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新“国九条”还明确提出“允许上市公司按规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姑且不论，“员工持股计划”本身就属于混合所有制的题中之义之一，而且，通过先行鼓励“员工持股计划”，可以为未来国企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消除阻力。因为，如果国企不具备“员工持股计划”这一前提，在国企与民企进行混合时，作为国企员工显然会缺乏积极性的。
本文摘自《混合所有制的逻辑》
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动了谁的“奶酪 ”？国企改革20年未竟之路将走向何方？民营企业因 何欢喜又担忧？国有企业如何重新激发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关注 和议论不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却不多。宋文阁、刘 福东编著的这本《混合所有制的逻辑(新常态下的国 企改革和民企机遇)》在回顾国企改革艰辛历程、总 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深刻解读混合所有 制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在当前的历史性机遇下， 从操作层面给出国企与民企借势升级的指导意见，为 中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