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发展不缺少资本，更不缺少市场需求，关键是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大环境。“十三五”破除服务业市场垄断，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格局，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36年来，起先于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在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十三五”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将推动形成全民创业、万众创业的大环境，为服务业领域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并由此释放出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巨大红利。
1.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具有普遍性。过去36年的市场化改革，放开的主要是工业领域。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虽然已经放宽市场准入，但某些行政垄断还尚未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某些服务业领域，不仅面临着某些政策的制约，还需要繁琐的行政审批。尽管国家一再强调社会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未禁止的服务业领域，但由于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存在，由于部门、行业利益结构的固化，社会资本事实上很难进入教育、医疗、通讯、金融、运输等服务业部门。这就使得某些重要服务业领域难以通过公平竞争来提高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
2.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发展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关键是放开市场，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大都是从小企业开始成长的，大资本的优势并不明显。比如，亚马逊、谷歌、脸谱等国际服务业巨头，相当一部分是在车库中创业创出来的。从国内实践看，以大企业为主做强服务业并不成功，某些大企业靠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但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恰恰是阿里巴巴这样起步规模小的企业，却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为市值接近3000亿美元的大企业。当然，大型企业也面临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并尽快转型的问题，国际上也有少数大企业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服务业门类繁多，个性化、差异化程度高，中小服务企业更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需求，通过公平竞争激活、做大服务业市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同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以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为例，发达国家为45～55个，发展中国家为20～30个，而我国平均为16个，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 周天勇.促进创业和就业的微观动力[N].中国经济时报,2013-08-22.]。除了体制及政策因素外，关键问题是服务业市场到目前为止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开放的程度还很不够。为此，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并实现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实质性打破对社会资本的限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领域；要以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所作为，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在城镇公用事业领域特许经营权的出让上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在行政系统服务资源配置方面规范完善政府采购。
3.重点是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
——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将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为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留下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将服务业领域的一部分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国有资本能够更多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作出更大贡献。
——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例如，推进资本市场的国有股减持，在非自然垄断环节退出一部分国有资本，给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腾出空间；全面实现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部分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社会资本放开；完善基础领域的准入制度，对垄断行业要逐步放松或解除管制，广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领域的公平竞争。
——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环节吸纳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例如，通过BOT、TOT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对银行、保险、航空等行业，加快向社会资本放开；对能够完全市场化的自然垄断行业和企业，则能退出的全部退出，暂时不能退出、或退出条件不具备的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城市公用事业健全特许经营制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例如，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和政府监管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城市建设运营效率；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彻底改变城市公用事业由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城市公用事业；利用已有的经营性公用事业资产，以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资本、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融资，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有效缓解公用事业建设资金短缺的状况，并有效地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4.改善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鼓励地方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服务平台。从国际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往往需要依托一个地区集群化发展。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及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北京金融街金融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业集群等。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性集聚式发展。
——多渠道营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市场经营权，积极吸引民营企业投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等领域内外资准入限制，积极引进内外资发展设计、研发、物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合作水平。以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为重点放开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积极改造传统服务业。
——形成一批产业联盟和研发中心，为传统产业高端化和延伸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从国际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的区域往往能够形成一大批产业联盟和研发中心。把培育产业联盟和研发中心作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加快教育、科研体制创新，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借助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优势及研发能力，形成政府支持、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科技服务中心、创业孵化器、信息服务机构、科技融资机构、科技评估中心、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公共科技信息平台等科技创新中介服务机构。
本文摘自《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
《转型抉择2020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以“转型抉择”为主题，力图客观分析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趋势与挑战，提出务实的行动建议。全书由总论和八章组成。“总论”阐述了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思路。1～3章分别研究和探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的三大历史性趋势：一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二是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三是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适应这三大趋势，第4章提出2020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