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就入“骨”三分地评论了中国人爱“当官发财”，1916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中这样写道：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惧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3～44页。
多么痛的领悟啊。但今天中国人的这个喜好似乎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中国人对发财的痴迷可以从最细微的生活小处观察。“8”和“发”在粤语中是谐音，非常吉利，说8就等于说“发”了。所以，人们在选手机号码、车牌号码、门牌号码或其他号码时，尾数是8的号码最受欢迎。在北京，要选到一个尾数是8888的手机号码，听说要支付至少4位数的中介费用。
清朝末年，英国青年威廉?亨德来中国工作，写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一点感受，其中一段说：“广州十三行一些吃洋务饭的中国人，每逢过年时候，都会到洋人的商馆里去拜年……入门便是打拱作揖，口里不停地讲着‘恭喜发财’。有一次，我到一个做洋买卖的中国人家里去拜年，也讲了一句‘恭喜发财’，成了洋人过华人新年的第一人。”
《洋人在广州》，白云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平民起义
用平民起义代替农民起义，我以为，更符合历史。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事实上，起头的、带队的都不是农民，大多数是小商贩或败落的官宦弟子，农民只是跟随者。在民国前，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市民极少，参加起义或者造反运动的人，当然是以农民居多。农民造反是否都是生活所迫，这个结论有待考察。，带头起义的基本都是平民，他们无一不是把夺权捆绑到平民发财的梦想上，号召农民跟他们造反。宋朝的王小波和李顺是两个贩卖茶叶的平民，他们起义的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就是说在他们掌权后，会平分社会财富，让人们富起来
《雷有终墓志》（北宋）。；明朝的超级平民李自成打着“均田免赋”的主张起义，当时一句让人们极为振奋的口号是：“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而历史上最简明、最响亮的平民革命口号，当属民国时期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你看这说得多么简明扼要，多么的给力。
本文摘自《少数派的财富报告》
本书先是从社会经济生活多方面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和反思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再从中国货币发行机制、金融深化、融资制度和资本市场等多方面，分析了金融资本垄断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和由此引起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作者以通俗写法和实例分析，将深奥的经济金融理论和社会金融现象剖析还原得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