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当选为道琼斯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兼董事，同时保留着编辑总监的头衔。但那时的我却觉得，这一年既可谓我人生的高峰，也堪称我人生的低谷—不过均与晋升无关。
先来讲讲何谓低谷：1972年，我整个人都笼罩在临床抑郁症的阴云中。患有此种病症之人，同时还深感绝望、无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一周就要见几次精神病医生；他信奉弗洛伊德的学说，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倾听，我对他的治疗大失所望。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情，这种抑郁之感或许是源于内分泌失调，或许只是遗传问题。于是，我转而求助自己的表亲拉里•卡普兰。拉里曾从事过精神病治疗事业，他更倾向于药物治疗法，并给我开了一种名为丙咪嗪（Tofranil）的抗抑郁药，同时还暗示如果药物无效，我或许要尝试接受电击疗法。
我原本计划当年秋天要出访中国，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外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与新中国政府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自此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仇视和隔阂。同时，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也获得中方许可，将派遣两国关系解冻后的首支美国记者代表团访华。而我作为协会委员之一，自然也在出访代表之列。
8月，我更加抑郁，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进行长途飞行，遑论中国之行了，所以已基本放弃了此次访问。我的失望之情自然也难以言说。不过就在最后一刻，经过数次药物调理后，丙咪嗪终于开始起作用了。我的气色一天天好转，并最终决定开心地踏上此次中国之旅。我十分期待这次访问，而且早早就阅读了大量材料以做准备，包括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思撰写的《中国窥镜》（The Chinese Looking Glass）、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哈佛访华学者费正清的著作以及从中情局得来的一些背景资料等。
虽然此后我又曾两度前往中国，但始终觉得这次初访可谓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9月到10月将近4周的时间内，我与同行的21位美国编辑跨越了 000英里的中国国土；我们采访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我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包括头版社论、社论版分析文章等在内的10篇稿件，以及发表在《国家观察》上的一则报道。其间，我备感振奋，仿佛灵感在源源不断地迸发；可以说，当时的我正如刚开始做记者时那样，已将一切“牢牢掌控在手中”，而这一感觉亦让我欣喜不已。最终，这几篇报道加上鲍勃•基特利的一些文章，共同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基特利将其命名为《面纱后的中国》（China: Behind the Mask）。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为《美国学者》杂志撰写此书书评时，称其“忠于事实，是我读过的关于公社报道最优秀的描述之一，它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另一篇发表在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东亚办事处刊物上的书评则称，这本书是“对这一时期极富洞察力的新闻报道之一”。
我从未向任何同事透露过此次出行之前自己曾遭遇的危机，也没向公司申请过相关治疗费用的医保补偿。那时的我不希望自己戴着“抑郁症患者”的帽子，即使是在今天，我仍不愿听到此类的话语。这场危机在仲夏时分达到巅峰，不过当时正值假期过半，我也由此在精神难以为继之时摆脱了工作的束缚。幸而，病症在我身上的持续时间还比较短暂。此前，吉姆•索德林德经历类似境况，我因担心其判断力下降，便将他调离了重要的主编一职；而我也知道，我对待自身的方式与他人大为不同。或是出于自私，或是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即使处于一种可能致使道琼斯陷入窘境的状态，仍能做出合理的决断。而让我如释重负的是，自己未曾出现那样的状态。
实际上，在此行前一年，我就已在曼哈顿东区大街的一所公寓内偶然间与中国结缘。这还要从约翰•迪堡说起。早在计算机起步之初，他就开拓性地创办了一家国际计算机咨询公司，同时向大众普及了“自动化”一词。迪堡经常邀上一些商界及媒体行业的管理者，请他们参加自己举办的类似沙龙形式的聚会。1971年春，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就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同意以贵宾身份出席一次这样的聚会。然而，没有人会知道，甚至连基辛格本人也不知道，就在他接受邀请不久后的1971年7月，他将秘密出访北京，同周恩来商谈尼克松访华的相关条件和准备事宜。基辛格归国后不久，媒体便在7月15日披露了他的中国之行以及尼克松的访华计划；几天后，基辛格依照承诺前往约翰•迪堡家做客。当晚，我和一同出席宴会的另外十几位宾客便耳闻了此次访问的相关信息。
那天，我一抵达现场，便看到门内端坐着一位身着便衣的联邦安保人员，他的膝上还放着一个公文包模样的东西。据宴会主人说，里面装的是自动枪械。席间，基辛格毫无顾忌地讲述着自己的秘密之旅及其对周恩来等中国官员的印象，这让我颇感意外。他认为中国人异常聪明、极富智慧，跟苏联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同中国人以及苏联人打交道时的差异，而且大多都是奚落后者的言辞；在他看来，苏联人不够幽默、古板顽固，在对本国以外的事务上远没有中国人那么颇具远见卓识。
除了迪堡的晚宴，曼哈顿还有一些此类的沙龙，我和芭芭拉时常收到举办方的邀请出入这些场合。新闻记者拉利•韦茅斯，《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之女，就曾多次邀请我们；在她那里，我曾得见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演员沃伦•比蒂及娱乐行业企业家巴里•迪勒等人。
在曼哈顿西区，吉恩•斯坦也举办过此类沙龙形式的聚会，只不过相对于政、商两界而言，主人更关注文坛而已。吉恩•斯坦是文学杂志《格兰德街》（Grand Street）的编辑兼发行人，她曾为安迪•沃霍尔的帮手伊迪•塞奇威克写过传记，是一度叱咤好莱坞的影视大亨、美国音乐公司（MCA）董事长朱尔斯•斯坦的女儿。在她举办的宴会上，我曾见到过诺曼•梅勒及其夫人诺里斯•丘奇。
曼哈顿从来不乏精于世故的魅力人物，然而同我访华路上遇到的男男女女相比，他们却很难像后者那样给人以新奇之感，或者说极少能具备后者那般彻底的无产阶级思想。9月，我与诸位编辑同事经香港一路北上，由深圳罗湖铁路桥跨越边界，最终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从港深边界搭乘两小时火车后，我们一行抵达广州；一路上，村庄、竹林、水牛、绿油油的稻田不断在窗外飞逝而过。在广州，我们转乘飞机前往北京，随后在北京饭店入住。站在6楼的房间，透过窗户，我看到的是这座城市新与旧的对比，以及政权与平民的分化。
眺望远处，那里有明清皇帝曾居住过的高墙深宅，紫禁城古老宫殿上的琉璃瓦顶、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以及会堂顶处说明正有国事进行而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所有的一切都展示着这个国家的雄伟和庄严。俯瞰近景，窗下是一座又一座紧邻而建的平房。不远处，我看到有一处貌似曾按“L”形建造的房屋，不过现在已被划分为几座独立的屋舍，里边居住着几户人家，各家的后门都通向外面一个共用的院子。在入住后的第一天早晨，我看到院内一位母亲正在为自己的小女儿扎辫子；一个男人在室外用煤炉做完早饭后开始清扫院子；三个小男孩挥舞胳膊绕着院子雀跃玩耍，还有一个年龄小些的孩子紧跟其后；而那位母亲在整理完女儿的头发后，便开始在院内的一处低地洗起自己的头发来。
每个人看起来都兴致盎然，根本没发现此刻还有人正注视着自己。通过权力边缘的这座小小庭院，中国广袤大地上普通民众的生活可见一斑。我很想知道更多关于这家人的生活，于是便在几天后敲响了他们的家门，并通过翻译询问我这个外国人能否入内进行拜访。里面居住的是姓张的一家人。那位母亲叫王淑珍（音），31岁，漂亮、开朗，在一家医院的住院处工作；她的丈夫名叫张乃华（音），33岁，是位建筑工人。这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王淑珍的父母和她妹妹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在两个小房间内；王淑珍的妹妹和妹夫则住在附近的一间房屋。在张家屋外的院子里，放着他们做饭用的炉子，炉子上方还有一个自制的木棚以防雨淋；冬天，这个炉子就会移到室内取暖。院内还有水龙头提供用水。
张家的两间房里摆放着两张双人床和两张单人床，这占去了屋内的大部分空间，而这上面还要挤上4个成年人和5个孩子，这着实让人难以想象。此外，众人还要在这拥挤不堪的住处吃饭、写作业、做家务，这更是难上加难。不过王淑珍却并未有任何不满：“我们赚的钱足以让一家人过上不错的生活，生活也在逐渐好转。食品和日用品价格都挺稳定，我们的工作单位也都给员工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家里有收音机、缝纫机，每个人都有手表，该有的都有了。”
跟我们所遇到的其他人一样，王淑珍一家在拿自己的生活跟他们所了解的旧社会生活以及周围人的生活做比较，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富足。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这时已经摆脱赤贫，开始过上了清贫的好日子。
我们和许多外国友人还受邀一道参加了新中国成立23周年的纪念盛宴。当天出席盛会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毛泽东夫人江青等众多中方要人。多数官员都身着当时极为流行的暗色中山简装；将军们则按照20世纪 0年代中期以来的惯例，身穿无军衔标志的军装以与士兵区分开来。当晚，宴会提供了北京烤鸭、龙虾球及当地特色海参等11道菜肴；会堂外则是一条条专门接送贵宾的豪华轿车长龙。
本文摘自《我与《华尔街日报》》
《新闻风云》展示了《华尔街日报》是如何发展和运转的。作者菲利普斯为读者提供了报业领袖才会拥有的内部视角。
《新闻风云》叙述了报业从二战后期的快速现代化发展，到电子出版和网络兴起后的发展历程。菲利普斯发人深省、敏锐深刻的叙述，为我们还原了柏林危机、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背后的新闻细节，披露了《华尔街日报》如何应对与《财富》杂志、美孚石油公司等的报道纠纷，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华尔街日报》的办报机制与核心理念。
《新闻风云》的作者曾于1972年访问中国，是尼克松访华后首批到访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菲利普斯的新闻团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的支持者，还是对新闻是怎么制造出来感兴趣的任何人都能在《新闻风云》中找到大开眼界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