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转型是中国未来若干年的重大课题，需要重点推进制度转型、动力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和绿色转型等五大转型，其中制度转型是其他转型的根源性动力。制度转型也就是制度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改革的对象、所处发展阶段、结构背景和国际环境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已由经济改革为主阶段进入“六位一体”改革阶段，由渐进改革阶段进入重点领域加快突破改革阶段，由效率主导的改革阶段进入公平主导的改革阶段，由先易后难改革策略阶段进入攻坚克难改革策略阶段。2013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述了未来改革的新蓝图，引领中国改革进入到全面改革的新时代。
改革的2.0时代
十八大后，中国新领导班子根据国内外新形势，重新高擎改革大旗，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视察时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指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由于新一轮改革具有与过去改革不同的特点，预示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启动了新一轮全面改革。
1978年来，中国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以增量改革为主的阶段，主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推进沿海对外开放等；第二阶段（1994~2012年），以经济改革为主的阶段，主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等，虽也有一些非经济改革，但多为经济改革配套；第三阶段（2013年及以后），开始进入全面改革阶段，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今后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制度“六位一体”的“深水区”改革。
改革的这种阶段性演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如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的历史逻辑：问题倒逼，即随着某方面问题的凸显，这方面改革也随后得到相应推进。
全面改革阶段与过去改革阶段形成了如下鲜明对比：
由经济改革为主阶段进入“六位一体”改革阶段
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限于以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金融改革为主体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非经济改革，但总的说来，经济改革始终占主导地位。由于非经济改革滞后造成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很多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当前和未来迫切需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改革，特别是需要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将各方面改革协调和统筹起来。同时，未来的改革将从过去的主要关注人的物质权利（如产权或所有权），向统筹关注人的物质权利、精神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各种权利转变，特别是向关注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转变。
由渐进改革阶段进入重点领域加快突破改革阶段
过去的改革尤其是初期的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渐进改革、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过渡等特点。当然，1994年前后的改革具有整体推进的特性。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大多是针对当时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也具有渐进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矛盾再不痛下决心加快解决，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故改革需要在重点领域加快进行突破，不能再拖，不能再绕开矛盾走了。也就是说，改革到了必须以“壮士断腕”的态度和决心解决重点领域紧迫问题的时候了。新阶段需要加快突破的改革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财产公示制度改革、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等。
由效率主导的改革阶段进入公平主导的改革阶段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贫穷落后和平均主义，因此过去的改革在很长时期内是以提高效率为主导的，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将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但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滞后，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等越来越成为人们不满的焦点，推进维护公平的改革刻不容缓。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始进入公平主导阶段。新阶段有必要加快推进城乡居民权利的平等化、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权利的平等化、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公平竞争、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环境权利的公平化等。
由先易后难改革策略阶段进入攻坚克难改革策略阶段
过去改革，多数时候我们是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这有其必然性，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先易后难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但总是先易后难，也可能导致“改革的机会主义”，避重就轻，贻误时机。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矛盾再也绕不过去、再不啃硬骨头船就会很危险时，继续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策略就显得不识时务。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改革已到了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涉险滩、动真手术的时候了。在攻坚克难阶段，中国改革必须攻克如下难点：攻强大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之难，攻反改革思潮阻碍改革之难，攻“六位一体”改革协调难度加大之难，攻改革动力减弱、合力减少之难，攻改革外部环境恶化之难（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对低迷）。
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意味着改革将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动力、新的阻力，推进改革必须采取新的思路、新的策略、新的途径和新的措施等。
改革的新对象和新环境
十八大后，随着新领导班子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改革进入全面改革新阶段。新阶段的改革面临如下新的形势。
改革的对象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过渡型扭曲体制”
过去的改革对象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同时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经过30多年的努力，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多种分配形式已基本形成；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取得进展，农民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等。
新阶段的改革对象已主要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过渡型扭曲体制”，具体表现为：“特权或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权力搅买卖”很普遍）、“垄断市场经济体制”（垄断行业很多很强大）、“优惠市场经济体制”（优惠政策广泛影响市场的公正性）、“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城乡户籍、土地、福利制度不统一）、“泛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医疗、宗教等公共品过度市场化）、“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电力、水、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等。
从政府角色来看，新阶段的改革对象也可以概括为“政府威权市场经济体制” 或 “超级市场经济体制”或“国家资本主义”。其特点是经济已市场化但政治与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的权力和资源，政府直接进入市场甚至操控市场，“政府企业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过渡型扭曲体制”与“政府威权市场经济体制”互为因果，这种体制由于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特别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将未来的资源提前使用，能带来明显的短期经济高速增长效果，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系列扭曲现象。因此成为比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象更复杂、更艰难的新改革对象。
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变为中高速增长阶段
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进行的。1978~2012年，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多见。
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二是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内短缺要素，提供了巨大的国外市场；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了结构优化生产率；四是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带来了经济增长；五是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六是宽松货币财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成本也刺激了经济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反映了改革的成果，为改革提供了正面激励；另一方面，可以从高速增长成果中拿出较多的部分补偿改革受损者，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新阶段的改革就不如过去那么幸运了，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已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已降到7.8%，这可能不是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而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据预测，目前至2020年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只能维持6%~8%的水平，与过去30多年相比，明显下了一个大的台阶。
经济增速之所以下台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动力不如以前了，出口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等调整消费模式影响下降了，大规模粗放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了，风险增加了，消费则受制于收入分配改革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二是“人口红利”减少了，“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了，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了，“高成本时代”到来了；三是利用宽松货币财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成本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风险则越来越大了。
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改革的腾挪空间缩小了，受到的限制加大了。一方面，改革本身能带来的直接经济增长效果不如以前明显了，改革的激励减少了；另一方面，改革更多地表现为“分蛋糕”，对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带来直接损失，会遇到更多的改革阻碍。
改革的结构背景由工业化前期变为工业化中后期
改革离不开历史背景，总是在某个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中进行。在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改革面临的环境不同。反过来，改革也深刻影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初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逐步推进，改革也明显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虽然通过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已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那是一个违反工业化一般规律而建立起来的“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扭曲工业体系，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难以为继，轻工业严重短缺，农业更是受到严重损害，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农村的乡镇企业擎起了发展轻工业的大旗。改革释放出巨大生产率，使工业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到轻工业和重工业交融发展的中期阶段，并进一步于新世纪在沿海和中部部分地区进入到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同时，1978年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初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化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下，悄然快速地向前推进，直至2012年达到52.6%的城市化水平。
新阶段的改革面临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总体来看，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中后期阶段的重要特征是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根据笔者对英法德意美日“四小龙”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又可分为上半阶段和下半阶段，其中上半阶段属于重化工业量的扩张阶段，下半阶段属于重化工业质的提高阶段。目前，我国重化工业阶段正处于上半阶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
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加速阶段又可分为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快速外延扩张阶段）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下半阶段（质量提高阶段）。若不考虑城市化的水分，依据2012年52.6%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
在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阶段，改革的对象、内容、重点和路径都有所变化。如在重化工业阶段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下半阶段，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消除城镇化深层障碍方面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由相对简单变得日趋复杂
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相伴进行的，国际环境的好坏显著地影响改革的成效。
总体说来，过去30多年改革的国际环境是比较好的。中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启动改革的，在启动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非常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因此，对外开放才取得了如下显著成效：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9 727.6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万亿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到2012年的1 117亿美元等。
过去，之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持欢迎态度，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前比较贫穷落后的状况走过来，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明显威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对各国都有好处，能实现共赢目的。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后，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警惕。于是，近年来出现了以下情况：美国实行战略东移，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愈演愈烈，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中国的国际投资屡屡受阻，中国被要求承担越来越重的碳减排等国际责任，周边国家与我国的摩擦增多等。
因此，今后的改革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改革必须站在全球视角，综合考虑国内国际因素，平衡国内和国际矛盾，承担越来越重的国际责任和压力。
与此同时，改革面临的技术环境也与以往不一样，从没有互联网到有了移动互联网，今后还将有更发达的信息技术出现。改革处于越来越公开的信息环境中，改革的动力和压力都加大。还有，改革的资源环境约束也与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改革可以较少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今后的改革则必须适应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更多地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
改革新蓝图引领新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描述了未来改革的新蓝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了未来改革的新蓝图：
1. 改革新定位。改革新定位可以从《决定》中的一句话看出，“改革开放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新的伟大革命就是改革的新定位，把改革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 改革新目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改革总目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际化的概念，比原来强调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府管理能力建设更富内涵，强调各主体依法、依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共同治理国家，意义十分深远。二是提出了改革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在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也就是说在未来七年有限的时间内，在已经部署的六十大项改革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这反映了改革的决心前所未有。
3. 改革新导向。新导向主要表现为公平导向。大家知道，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以提高效率为导向，虽然最近若干年也强调了公平，但是总的来说公平问题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公平，特别是强调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资源环境权益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教育权利的公平等。
4. 改革新领域。《决定》将改革由原来的经济体制领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制度等六个领域，而且开始对原来很少涉及的司法制度、人口制度和军队制度进行改革。
5. 改革新内容。《决定》有两万多字、六十大项的改革，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从优化权利配置角度可以把它归结为八组不同主体的权利配置关系——党与其他各个主体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资源环境权利方面的关系、特权与民权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等。每组关系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6. 改革新组织。《决定》提出要建立两个新的组织，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层级很高、权威很足、协调面很宽的机构，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引领改革进入新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颁布，意味着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我们可以用如下六句话来概括。
第一，改革的决心前所未有。《决定》指出，中国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是新的伟大革命；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央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
第二，改革的广度前所未有。以前的历次党代会和三中全会，主要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次是推进全面改革，即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制度在内的“六位一体”改革。同时推进以往很少涉及的人口制度、司法制度和军队制度的改革。
第三，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因为这次制度改革已经触及到很多不同主体的深层次权利配置，也触及到一部分人的灵魂，所以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
第四，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改革的力度可以从改革的保障措施中看出。有很多改革保障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保障。《决定》提出要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比以往的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等改革管理协调机构层级更高、更权威。
第五，改革的难度前所未有。一则改革将遇到不同观念的障碍；二则改革将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三则改革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较以往更复杂，以前国际社会敞开怀抱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现在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之后有些国家开始对我们保持警惕，同时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四则要推进“六位一体”的改革，协调难度毫无疑问增加了。
第六，改革将释放的红利前所未有。改革将通过三个途径释放红利：一是通过改善预期释放红利，如最近广大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就改善了；二是改革可以通过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来释放红利；三是改革可以通过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释放红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亮点在于两个“决定性”
第一个亮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指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与以往强调的基础性作用有较大的差别：基础性作用比较形象地说就是市场在下面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在上面发挥统领性作用；而决定性作用是主与次的关系，市场为主，政府为次，最终决定权在市场手里。这样就把市场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力地回应了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坚定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同时，《决定》强调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重点发展资金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由于市场是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亮点，“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为中国今后的改革规划了路线图，而且明确了时间表。任何措施只有明确了时间表后才好落到实处，才不会变成一句空话。选择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密不可分。小康社会既有经济方面的指标，也应该有制度方面的指标，有了基本制度的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难了。
本文摘自《第三次大转型》
十八界三中全会及两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转型迫在眉睫。改革和转型需要新的设计和新的理念。
在《第三次大转型》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认为，中国第一次大转型是社会制度的转型，第二次大转型是经济制度的转型，第三次大转型是推进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式的转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第三次大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而且将更多地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
《第三次大转型》作者李佐军长期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改革，从深化改革和全面转型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经济增长动力、改革主体、改革对象、产业结构等各个领域的转型，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预测。本书也堪称国内首部深入、综合、系统阐述中国第三次大变革的权威著作。本书内容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全书贯穿中国转型主题，将改革与转型较好地结合起来；二是力图做到理论、政策和实践相结合，较好地体现了十二五规划、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三是力图做到逻辑层次清楚，要点鲜明，重点突出；四是尽量减少铺垫性内容，增加对策性和操作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