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的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如果哪天设立了诺贝尔邪恶奖，这些家伙肯定会获得我的提名。”他所说的这些家伙不是指基地组织，也不是指哈马斯，而是指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巨人—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的苦心经营下，该公司用了38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
对于美国经济而言，21世纪的头10年是一个酝酿着重大危险的时期，是经济大衰退的前奏。美国国际集团在这个时期内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主要原因就在于该集团的金融产品部门发行了规模高达2.7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类似于一种保单，债务所有者可以使用它对冲另一债务违约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实际持有资产或者遭受损失的要求，信贷违约掉期也可用于投机目的。由于美国国际集团的信贷违约掉期规模高达2.7万亿美元，所以，如果被保险证券出现了违约情况，该集团的赔偿金额最高可达到2.7万亿美元。巧合的是，该集团首席执行官汉克•格林伯格在2005年由于受到时任纽约州总检察长艾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的一系列指控而被集团董事会驱逐出了管理层。虽然这件事情为美国国际集团的破产埋下了伏笔，但斯皮策后来居然当上了纽约州的州长。斯皮策对美国国际集团的经济活动的指控中没有提到那2.7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但坚持认为美国国际集团在全球超过130个国家、总值为1 000亿美元的商业运作中存在许多假账，这些假账加起来，涉及的逃税金额接近3亿美元。2005年，格林伯格被解除管理职务之后，该集团失去了一位金融大师。在将近40年的管理中，他一直是一位非常富有热情的管理者，而且对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状况和风险敞口掌握得最详细。
从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国际集团的风险敞口终于演变成了现实危机，而唯一能指望的再保险机构便是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为该集团提供了将近1 83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本次救助资金达到了空前大的规模，之后救助规模逐渐缩小）。虽然我、古尔斯比和其他旁观者认为这一举动让人恼火，但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信贷违约掉期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部分提供了保险，而这些次级房贷对政府来说很有价值，并且已经扩展为提升住宅拥有率的一种手段。
最后，美国国际集团全部偿还了财政部的救助资金，并给政府创造了150亿美元的利润。这也许会影响到古尔斯比对美国国际集团的诺贝尔邪恶奖提名，但无论如何，古尔斯比对这场银行业和金融业危机所表现出来的认识与理解，和那些脾气火爆的茶党以及占领华尔街的喧闹者没什么差别，但是后者可没有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位，也没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如同飓风一样，金融危机也不是邪恶阴谋的产物。如果你在不合适的地方用了错误的材料和错误的方式造房子，就可能被击倒。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门的加里•戈顿（Gary Gorton）同时也是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他针对“银行恐慌”撰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但他因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改去耶鲁大学。他为美国国际集团的信贷违约掉期业务贡献了计算模型，并向他的上司保证这个系统可以挨过“恶劣的经济环境”。他说，亲身经历过更能了解银行恐慌下的经济环境是多么恶劣。
加里•戈顿在2012年出版的《对金融危机的误判》（Mis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一书中展现出了悲观但睿智的一面。他以深刻的笔触汇总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到1995年之间发生在69个国家的86个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这些危机事件给所在国家造成的损失平均维持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40%之间，而该书没有来得及讨论的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的损失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7%。从1936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与信贷危机之间的那段时间是美国经济的“平静期”。即便如此，美国仍然发生了数十次这类金融危机事件。
金融灾难席卷了很多地方—日本、墨西哥、智利、加拿大以及亚洲大陆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对一个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来说，将这些金融灾难的责任全归咎于在一个有创新却没有领导的国际性保险公司里一群邪恶的人，似乎不太科学。但其他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没有提出更多的解释。《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这部经典著作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1984年曾经指出：“从经验角度来看，金融业是失败的，它应该学学经济史。”
事实上，在这些金融危机的背后，并不是向传统观点所说的宏观经济的循环流动受到了干扰，而是短期性的、低熵的、有利于消除交易过程的混乱无序的资本（比如储蓄）和追求更高利润的长期性的、高熵的资本（比如投机资本）之间存在着严重信息错配。
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我以更加直白的语言总结了这种信息错配。
也许现代市场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它能让寻求保障者去追求冒险，具体的表现是人们愿意用存款来投资企业。金融市场（主要是各种银行）上演了这出关键的炼金术表演，将恐惧化为经济增长，将谨慎化为创造力，将胆怯化为企业家精神，将存钱的欲望化为建造与革新的动力。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缓解就在于一个特殊的制造过程：它能把人们对未来的焦虑作为原材料，加工制造成稀有的资产—信心，并为这个生产过程提供生产设备。商业精英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另一个角色则由上百万的储户扮演，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心脏内两股密切相连的动力，它们是财富制造和收入循环过程中的收缩与舒张。
当经济心脏的这两种脉冲出现错配后，就需要一个关键的调节过程，而金融危机正是这个过程导致的剧烈波动。这种错配存在于所有经济体当中，当企业肆无忌惮地从事风险交易之际，这种错配的程度就容易达到最大化。发展迅猛的企业将勇于冒险的创业者和惴惴不安的储户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这让人们怀疑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里这两种增长动力间的差距是否可以得到弥合。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金融恐慌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在存款富裕时，偶尔也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引发储户对其存款安全性的担忧。他们的银行账户并不是完全安全的。他们的存款不再像以前那么不透明了，到处都充斥着引发严重混乱的谣言。存钱的人怀疑银行是不是做了高风险投资，猜测在铁栏后面的金库里可能早就没钱了。这是一个庞氏骗局，泡沫即将破灭。储户要将他们的存款取出。从银行里泄露出这些消息后，人们便拼命地取出自己的存款，这就是银行挤兑。
这种挤兑现象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接近顶峰时，这时候人们突然觉得一切都太过美好以至于显得不真实，就像平静而不透明的湖面之下似乎潜伏着水怪一样。金融危机往往并不会突如其来地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场无可挽回的大灾难，相反，经济危机可能更加类似于经济体偶尔的抽搐。戈顿提出的一些证据表明，一般来讲，与那些没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在金融危机频发的国家里，经济增速往往更快。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里，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印度的两倍。印度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也许是因为印度大部分银行家都在华尔街），而泰国的银行挤兑现象比任何国家都多。戈顿还指出，在经济危机中，民主国家的损失少于非民主国家的损失，因为非民主制国家的信任缺失问题比较严重。
在金融恐慌的迷雾中，一切都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民众患得患失需要逐日盯市，信用评级机构又恐慌不已，财富之船在谣言的暴风雨中被击得粉碎。2008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让人们看清了那些经过重重包装的所谓“优质”货币证券和债务证券的真实价值。全世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来围观银行等金融机构，看看它们究竟是如何把一堆垃圾债券包装成优质债券的。
货币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特定的信息结构。这个结构的底层是透明的，信息是密集的、具体的。这个底层就是信息论所定义的“物理层”。在这里，债务也是以详细信息为基础的。房屋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商业信用额度、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或银行卡债务的发起人（即债权方）都清楚地知道债务方的交易详情、信用记录、抵押品的价值和可回收性。在这个层次上，信息量很高，但信息流动性较差，如果债务人要重新获得资金，就要经历错综复杂、成本昂贵的过程，如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破产或扣押财产等。
当我们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向经济金字塔上方移动时，就失去了具体的信息，但信息流动性变大。水体的透明度与其流动性成正比，而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则与货币流动性成反比。这并非货币和活期储蓄的缺点，而是合理的特性。由于你并不了解口袋里的货币经历了哪些投资活动（也就是其价值的终极来源），所以，现金和活期存款可以随时随地被合法或非法地使用。如果你一定要证明你资金的价值，那么它就无法流动了，你需要花上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来谈妥一项简单的交易。
创造流动性，即从高熵的投资中获得零熵的货币，是金融中介机构的工作。银行虽然也能提供贷款，但它们的贷款被划入到了债务的类别，而且它们的贷款也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实际上，银行往往很吝啬，每笔贷款背后都有抵押物，而且申请贷款者还要交纳一定的利息。银行只是按票面价值为债券提供担保，因此消除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和熵。
货币与存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们不会带来惊异。利用这些不含惊异的货币，一个经济体每天可以进行数十亿的交易，企业家也能提前做出许多年后的规划。曾经先后在美联储和房地美公司担任过经济顾问的阿诺德•克林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克•舒尔茨（Nick Schulz）曾经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看不见的财富》（Invisible Wealth）的重要著作，他们解释了房屋抵押贷款是如何运作的：
投资银行家通过经纪人汇集资金，需要的只是概括性的统计数据，如借方的信用评分、贷款本金利息之和与抵押物估值的比例（即贷款价值比）和经纪人与基金资助机构的历史合作记录。紧接着，投资银行家把贷款聚集起来。而买下这些资金的银行、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只知道它的基本情况（即它的信用评分和抵押率等）。这些资金接着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因此，如果贷款无法被偿还，有些投资者会立即遭受损失，而其他人则能继续保有本金和利息。在这个分层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一些关于潜在风险的具体信息会被忽略……增加了中介层后，当具体的风险信息减少，流动性则加大。
克林和舒尔茨写道，结果是“最终的借方（在住房抵押贷款的情况下是购房者），只需支付很低的风险溢价。然而，这个事实与银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经济作用相比微不足道：银行将充满高黏性、粗糙的高熵信息的房屋抵押贷款和其他长期贷款转成易于流通并且不含信息的金钱，人们就可以在商店、加油站、非法的保姆式服务或贝宝中使用这些钱。毕竟，人们在交易中需要的是钱而不是信息，是金钱支撑了市场经济中的交易。
银行的目的是转嫁违约风险，以期能够收回贷款。货币与流动性具有内在的矛盾性。经济体内供需之间的基本差异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源。需求面—即金钱面，几乎是没有信息的，但供给面却充满信息。这种差别是因为商业周期长而交易周期短，要将一个商业理念付诸实践所需的时间远远长于完成一笔金钱交易的时间。真正的投资是长期的、具体的、高熵的，它无法避免地与流动性大的消费和交易存在冲突，消费和交易是短期且理想的零熵活动。
将市场当成一个信息系统，很容易发现它的脆弱性。人们想要流通的货币（currenc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rrens，意为流动的），而且立马就要。人们想要用它来买汉堡，买大杯拿铁，买苹果手机，买宽带上网服务，买满箱的汽油，或者买车买房。他们需要货币的流动性，想通过他们的银行储蓄卡、支票和信用卡买东西。他们不想让其他人问不相关的问题来确认身份。如果他们想回避身份问题，可以使用现金，现金不含任何信息。同时，他们的金钱的价值完全是通过供给方的生产活动来体现的。这和保罗•克鲁格曼告诉我们的相反，是物品与服务的供给创造了所有的需求。
然而，在供给方，情况就大不相同。物品和相关财富的生产者需要很多年来培养技能和调动资金，可能要几十年才能让产品进入市场。苹果手机用了很多高通公司的微芯片，这些微芯片是一家晶原制造厂生产的，而这个制造厂花了至少5年才建成并且装配好设备。这些微芯片从设计到调试到接受工程师的检测，一共要经历700多道工序，耗费至少4年的时间。在这整个过程中，基本没什么东西是“流动的。”资本已经紧缩在水泥、钢铁、硅、化学系统、光刻设备、光纤线、房地产、空运货物以及全球各个公司花高成本培训的工程师和执行官上。
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需要及时满足，而供给方则要通过长时间的生产才能提供产品，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作用便是缩小这两者间的差距，即弥补交易和生产之间的断层。通常它们可以弥合得很好，但这不是绝对的。银行吸收流动的存款，发行长期债券，利用偿还期限的错配谋求赢利。在那场金融危机中，也就是说从2007年到2008年，银行的负债包括了债务、存款、商业票据、主要经纪机构的余额及回购债券协议（回购和销售协议，隔夜存款的一种形式），因此这些负债是短期的、流动的债券。它们没有惊异，也没有熵。这些负债的抵押品却是高熵的，受很多因素影响，如市场变化、企业的脆弱性、知识产权的冲突以及不可抗力因素（如飓风、地震、战争、公众恐慌和汉克•格林格林的解职）。
金融恐慌反映出短期性的流动负债和长期性的抵押物之间的信任之桥发生了断裂。货币和准货币的不透明已经是次要问题，人们更担心货币无法流通。货币与支票招致惊异，别人怀疑和鄙视你的百元美钞，不收你的旅行支票。你的50美元钞票价值打了折扣。当人们需要完全的透明性时，货币就无法流通，经济就退化成无法调节的以物易物系统。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很久以前说过，金融发展和金融中介机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从交易媒介中移除信息，将信息注入投资过程，创造了知识与财富。零熵货币和高熵投资之间的经济两极化是经济增长的一股动力之源。它为经济的双方提供所需：存钱者获得低熵，投资者获得惊异。这两股截然相反的推动力是经济活力之源，也是金融的脆弱之源。当大部分投资变成低熵的（大公司一成不变的商品和由政府担保的规划项目），货币本身蕴含的熵就会变得很高，可能出现贬值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经济便开始停滞不前。
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在金融危机中有所行动。戈顿指出，政府极少在银行挤兑或银行恐慌中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金融系统崩溃。当货币与银行业暴露在外时，权威人士便急急忙忙地想遮羞。在危机中，及时的货币与长期贷款之间的错配暴露后，政府总是通过各种方法来缓解危机，比如银行休假、延期偿还以及其他能修复储蓄与投资、恐惧与信任之间缺口的措施。在1914年美联储成立前，银行为了能进行集体操作建立了清算系统。但在银行挤兑经常发生的时候，如果没有像摩根大通这样的巨头帮忙，这个系统也应付不过来。美联储建立后（在摩根大通疲惫不堪后），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有所降低。存款保险使得银行账户更加不透明，货币也更加坚挺。美联储常常通过调和货币和投资之间的差异成功地缓解危机，争取了更多时间。
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所不同是政客参与其中。在这次危机中，人们不再是努力找出失败的投资，而是要努力地读懂高熵的政府官员在想什么，他们变化不定，一边拯救这个公司一边又打击那个公司。美联储也被困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生产变得政治化和高熵，经济的前景也黯淡下来。结果，在21世纪前10年的中期，30%到40%的经济利润不是来自于生产投资和企业冒险，而是来自于投机性投资的零和游戏和信用风险转移。按帕金森的推论，公共债务越滚越大，吞并其他的金融手段，使其变得无效。
于是，政府开始担保一切，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储蓄、养老金、医疗保健、工业财团、利维坦式的银行、太阳能发电厂、小宗商业贷款、海滨物业、玉米的价格、大学学费、风车、厨房洗涤槽等等，但唯独不能担保货币的价值，而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时代后，稳定货币的价值一直是政府的职责。与此同时，革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交网络和金融衍生品。人们很少关注最下面的“物理层”。金融领域的赢利开始超越企业创新带来的赢利。
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有没有可能是货币制度缺乏低熵的物理层呢？纵观几百年的货币历史，人们一直用黄金来代替不稳定的货币。一些批评家认为金本位制受到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标准的冲击，他们并没有抓住信息论的本质。信息论以信息所含有的“消息”来衡量信息（以数字形式，即出乎意料的位元与熵来表示）。高熵、有价值的信息需要低熵载体来传输。
在人类历史上开采出来的13万吨的黄金是最优异的低熵载体。如果没有黄金，货币市场就很容易受到高熵的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货币市场就像一个没有稳定载体的通信体系，无法从噪声中分辨信息。这些自然浮动的市场缺少客观的手段，无法从货币流中将“白噪声”和消息（即“经济环境与价格的变化”）区分开来。在这样的系统中，没有信息的企业家只有利用货币噪声的波动来创造新的金融财富。
货币是结算生产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从定义上来说，它和由它支付的服务不同。如果没有黄金设立一个基准线，企业家精神就会蜕化为投机商和政府内部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对货币的操纵。就像腐败行为和投机的律师操纵法律一样，这是现代就会的痼疾。
解决货币危机的一个方法就是黄金。在现有环境下，设立金本位制也许是不可行的。但跟金钱打交道的人都知道黄金价格的货币信号，也知道这些信号如果被忽视了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一个政府毁灭了货币与价格传递出的信息量，那么必然会导致黄金的回归。
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经常说货币是价值的标准，是经济体中衡量商品和服务的标尺。6他指出，让货币浮动起来就像让时钟浮动起来一样，也就是说，比如你今天将一个小时定为60分钟，明天定位55分钟，后天又定位85分钟，那么你很快就需要采取一些平衡措施，来应对时间衡量尺度的变化带来的问题，从而便于计算出实际的工作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堆人拼命购买“时间保险”。如果你不知道你货币的价值，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银行本质上属于信托机构，但当银行和政府机构内部的亲信或密友勾结在一起时，就辜负了公众的信任，银行最重要的信托角色便岌岌可危了。
在经济体系中以黄金为基础来衡量货币价值，就相当于在法律体系中以宪法为基础制约其他法律法规一样，黄金与宪法都扮演着基本标准的角色。金本位制的存在使得货币能在全球之内进行自由兑换，而如果没有黄金，那么法定不兑现纸币和主权债务领域就会出现全球性的资金出逃。黄金预先阻止了由于害怕政府操纵和银行诈骗而引起的经济动荡。因此，黄金扩展了世界经济范畴的内涵。
然而，黄金无法终结银行体系的内在丑闻，因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长期性的、高熵的供给和短期性的、低熵的需求之间永远存在期限错配，这是造成丑闻的根源。只要自由意志主义者聚在一起，你就能听到这种丑闻。其实银行里根本没有钱，准备金制度是个骗局和错觉。享有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可以没有限制地印钞。
已故的穆瑞•罗斯巴德和其他主张金本位者认为银行总是存在丑闻，也是他们传播了这些恐惧情绪。他们认为银行里必须要有黄金，而且这些黄金必须随时能够用于交付。银行仅仅在名义上享有大量货币的所有权是不够的，货币还必须具体化，随时能够流通，并随时可以冻结，可以用来还债。实际上，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
在人类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金钱丑闻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现象。
本文摘自《信息如何影响决策及财富创造》
《知识与权力》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乔治R26;吉尔德的最新重磅作品。乔治R26;吉尔德80年代所著的《财富与贫困》一书，被称为“美国新右派的资本主义宣言书”，为美国里根时期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支持，也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本新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政府与企业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代表政府，知识代表拥有智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乔治R26;吉尔德提出，企业家掌握的知识以及企业家分享知识、利用知识的自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要想让经济有效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与看得见的政府之手之间的矛盾。
在西方，《知识与权力》被认为是将重塑经济学，重新设定人们讨论经济学时措辞的重要作品，也被认为将会改变人们判断政府行为对经济所造成影响的方式。无论对于政府、智库、学者还是企业家、创业者等，这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经济学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