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联合国呼吁根据自1969年起便存在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储备体系”。这种形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能更容易地取代美元成为进行国际交易的兑换媒介。新报告的内容如下：
只有在比积累国际储备的现行体系能更好地处理各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可以竭力地去处理在这次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不平衡性。的确，这次危机的规模与范围以及国际反应的不足甚至可能会激起更进一步的外汇储备积累。先前几次的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做出的不合时宜的反应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发生，这样使得这里所描述的改革显得更有必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能有助于全球的稳定、经济的增强以及全球股市的发展；这种体系可能会被认为是加强版的纸黄金，而且要根据储备积累的规模定期或周期性地调节其释放量。
在2009年的讲话中，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样呼吁要建立新的世界储备货币体系。他解释说，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应该“联合在一起”，现行的美元制度却不是这样。周小川建议要将特别提款权（纸黄金）发展成“一种脱离单个国家的超主权储备货币，而且要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
货币与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同样也呼吁要将新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进行延伸，使其包括几种R货币（英文名称以R开头的货币）——中国人民币（RMB）、印度卢比（rupee）、巴西雷亚尔（real）、南非兰特（rand）与俄罗斯卢布（rouble）——也许还应包括黄金。
黄金通过与美元的逆向发展，能够提高特别提款权（纸黄金）的稳定性。尤其是，如果美元与欧元面临的威胁出现恶化，那我们就急需因具有黄金含量与R货币而得到保障的大量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因此在人民币发展到具有储备货币地位之前，黄金仍可能回归到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
货币与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于2014年总结道，中国人民币已经成为了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一部分，该论坛还预测表示，中国货币将于2015年被添加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因为中国的领导层懂得，人民币在取代美元的（主要）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他们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与美国合作。
自201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者朱敏就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最高级别的中国银行业代表。他最初于2010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特别顾问，之后被提升为四大副总裁之一。朱敏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高层职位的第三位中国人。其余两位则是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章晟曼，以及世界银行前副主席与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
自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以下“君子协定”便发挥了效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为欧洲人，世界银行的主席为美国人。这项“协定”日益遭到质疑，许多人也期待这两个职位能从金砖四国之一（巴西、俄罗斯、印度或中国）产生一位候选人。
在2014年于伦敦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路演期间，刘振亚教授便表示：“中国人口众多，因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层中需要担任重要职位。”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需要能更好地体现发展中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讲道：“把世界20%的人口排除在外，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次洗牌》的社论文章中，两位西方学者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经历一场治理危机，因为：
西方国家不愿根据发展中国家上升的经济比重，调整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拥有的权力配比，因此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此颇为不满。他们依据的是一个事实，也就是，金砖四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比例占据了世界总值的25%，而相比之下，四大欧洲经济体（德国、法国、英国与意大利）仅占13%。但金砖四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仅拥有10%的投票权，而四大欧洲国家则拥有18%的投票权。尽管中国自2000年以来为美国提供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还不到4%，而美国的投票权则达到了16%。当然，美国在尽其所能推迟所需要实施的各项变革。2014年夏，货币与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在巡游了亚洲之后，发布了全球经济的主要议题，东方与西方扩大的分歧也凸显出来。
西方经济体与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分歧似乎在扩大。对亚洲的信心与经济复苏能力已得到增长。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相信，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已经失去了其发展方向。一位亚洲主权基金领导将亚洲与西方进行了对比，并总结道，亚洲国家强调的是长期的回报，而西方投资者则一味追求短期利益，而且非常贪婪。“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是，华尔街的投资者都被摧毁，而银行业者们则欢呼庆幸他们所得到的回报。”他指出，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对亚洲表现出得极为严酷，而欧洲货币联盟危机期间欧洲则对债务国提供了补偿，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世界各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过度以华盛顿为中心的世界观存在很大程度的质疑。由于美国的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配额改革与治理变革变得困难重重。结果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亚洲国家受到了挫折，并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或实施清迈储备库方案，或实施最新的建立金砖四国的计划——来减少新兴市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
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进行着。中国的权力机构现在所接受的是，人民币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其中美元仍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位中国官员讲道，人民币只有在成为“高品质的货币”之后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目前，将人民币当作官方储备的国家数量已经上升至近40个。
当中国政府对确保人民币成为“高品质货币”表示出兴趣时，其言下之意是，中国想要担保其货币的实物黄金量至少能达到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同等水平。但尽管我并不期待中国完全实施金本位制，但中国人显然是把黄金当作是货币的最本质的形式，就像在中国过去3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很明显，西方国家的银行试图让其客户害怕，不去购买黄金，而中国则开放了超过10万个零售网点，在广大公众中推销黄金与白银。
据一些专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少需要5年多的时间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采用特别提款权（纸黄金）制度。有些人则怀疑我们还能不能等那么长的时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好实施其特别提款权（纸黄金）计划之前，恐怕将再一次爆发金融恐慌。
本文摘自《全球金融秩序最后角力》
货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它对我们的重要性也许超过我们自己的认知。1971年，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经历了一次货币大洗牌，从此进入了美国称霸全球的时代。时光荏苒，世事变幻，近半个世纪后，出生于苏黎世、极具个性和独到眼光的欧洲金融家米卫凌认为，2020年前后，我们会再次经历“货币大洗牌”，从而开启全新的世界金融秩序。
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版后，仅在荷兰销量就超过10万册，随即成为一本国际上极受关注的金融著作，被翻译为英文、德文、波兰文、日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出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