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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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 《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 《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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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本文摘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