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他的理论中有哪些存留至今呢？
不是伟大的演进体制。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大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幅更动。但是，不要只把亚当·斯密的世界当成他想企及其无法理解之运作规律的初步尝试。亚当·斯密是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亲见50年后市场体系受到许多企业的威胁，或是社会发展扰乱他的资本积累律和人口律。当亚当·斯密在世时，可能被称作“经济周期”的现象还未出现。他所描述的世界确实存在，而他对那个世界的系统化论述，则是对其扩张倾向的精彩分析。
然而，亚当·斯密的概念必然有所疏漏。虽然他看见了社会的演进，却没有看见一场革命——工业革命。亚当·斯密并没有在丑恶的工厂体系中、在尝试性的公司形式商业组织中或在熟练工人组织自保团体的脆弱尝试中，看见一种新颖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强大社会力量出现。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体系预设了18世纪的英国将永远不会改变，而只会在数量方面有所增长：更多人口、更多商品、更多财富，但是其本质仍然不变。他描述的是一个静态社群的动态，这个社群会成长，但永远不会成熟。
虽说这个演进的体系已经被大幅修改，但是将市场伟大的全貌勾勒出来仍然是一项重要成就。亚当·斯密当然没有“发现”市场，其他人也早已点出自利与竞争之间的互动能够提供社会所需的物品。但是，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理解到这样的概念所需之行动的完整哲学，第一个以广泛且系统化的方式阐述这整个结构的人。他是让英国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理解到市场如何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人，也是第一个以其所理解的为依据，打造社会秩序大厦的人。后来的经济学家将会润饰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的描述，探究后来浮现的严重缺陷。然而，亚当·斯密对于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活力的描述，没有一个人比得上。
对于亚当·斯密渊博的见识，我们只能表示钦佩，唯有在18世纪，他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无所不包、立论稳当、严苛而又深刻的鸿篇巨制。的确，《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亚当·斯密其他的一些著作显示出，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想出了包含人类动机、历史“阶段”以及经济机制，以之表述出伟大的自然造化（亚当·斯密这样称呼它）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就这个观点而言，《国富论》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杰作，也是人类历程本身的宏伟概念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国富论》中所体现出的深刻的观察总是让我们感到惊讶。亚当·斯密写道：“对于大多数有钱人来说，财富所带来的主要乐趣就在于炫耀。在他们眼中，唯有秀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足够财力拥有的事物，方能充分发挥财富的效用。”他比凡勃伦早了150年预见此事。亚当·斯密写道：“假如大英帝国的任何省份无法对于支持整个帝国做出贡献，那么大不列颠就不该支付费用，在战时防卫这些省份，或在平时支援其军民机构，或努力协调自身对未来的观点和设计，以配合这些实际上很平庸的省份。”这时，他是超越自身时代的政治家。
或许不会再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像亚当·斯密一样充分掌握自身所处的时代，当然，也不曾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他那样稳重、平和、深入地批评却又不带仇恨，乐观却又不流于空想。他固然也拥有那个时代的信念，事实上他出力去熔铸那些信念——那是一个人道主义与理性的时代。但是当这两者都可能为最残暴的目的所扭曲时，亚当·斯密却绝不自大、绝不妥协，也不为既得利益者辩护。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这个世界的辛苦奔忙，究竟是为了什么？贪婪、野心，追求财富、权势与卓越，其目的是什么？”《国富论》提供了答案：所有对于财富与荣誉的巧取豪夺，都有助于百姓的福祉，终能得到正当的理由。
亚当·斯密在晚年备极尊荣。伯克到爱丁堡去看他，他在曾经任职的格拉斯哥大学被选为名誉校长，他眼见《国富论》被译为丹麦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只有牛津大学忽视他，始终不愿意颁给他荣誉学位。有一次，当时的首相小皮特与阿丁顿、威尔伯福斯和格伦维尔会晤，也邀请亚当·斯密与会。当这位年长的哲学家步入房间时，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说：“诸位先生，请坐。”皮特回答：“不。我们要等您入座后才坐下，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1790年，亚当·斯密过世，享年67岁。奇怪的是，他的谢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或许人们正忙着担心法国大革命，以及它可能对英国造成的影响。他被葬在坎农格特教堂墓园，不起眼儿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很难想出比这更隽永的墓志。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