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作为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社会，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了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13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过程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显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界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并且直到我们了解了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此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我所认识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