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时，示威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5并且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把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以暴力手段遣散了，虽然这在第3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6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界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超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们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7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们和银行家们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于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5]的小说描写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3
还有一个对应的神话，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神话，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年轻人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民族，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还体现了一定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他们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次要事件，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被问责，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受责备，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那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分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8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们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但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