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涨未必船都高

　　尽管美国一直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所存在的不平等（或者至少是当前这种高度的不平等）却是个新话题。大约30年前，收入者中最上层的1%群体只得到了全国收入的12%。13虽然那种程度的不平等也不应该被接受，但是从那以后，贫富收入差距变得愈发惊人，14以至于到了2007年，最上层1%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达到了130万美元，而最底层20%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却只有17800美元。15最上层1%群体一周的收入都比最底层1/5群体全年的收入多出40%；最上层0.1%群体一天半的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底层90%群体一年的收入；最富有的20%群体的税后总收入超过最底层80%群体的总收入。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30年里，美国整体一起增长——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都增长了，特别是底层群体的收入比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更快。美国为生存而战给予了国民一种新的团结感，并促成了像《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等一系列有助于这个国家更为紧密团结的政策。

　　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分化的国家；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最快，但底层群体的收入实际上在下降。（这并非是一种持续的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底层和中层群体曾一度收入很好。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2000年左右开始，不平等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加剧了。）

　　上一次达到我们今日所见的令人震惊的程度的不平等还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的年代里。当时我们所见的不稳定和最近我们所见的不稳定都与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对此我将会在第4章加以解释。我们如何解释不平等的这些起起落落的格局将是第2章和第3章的话题。此刻，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1950～1970年期间不平等的显著减少部分上归功于市场的发展，但更多地要归功于政府的政策，比如通过《军人安置法案》为广大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二战”期间制定的高累进税制度。然而，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之后的年代里，市场收入的差距变大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期间，政府为克服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而设计的各项举措都取消了，对上层群体的税收降低了，社会福利计划也削减了。

　　市场力量（也就是供求定律）当然不可避免地在决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时起着一定作用。但是同样的力量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甚至在标志着21世纪头10年的那种不平等爆发之前，美国就已经有了比几乎欧洲所有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更高的不平等和更少的收入流动性。

　　不平等的趋势是可以被逆转的。其他几个国家已成功地这样做了。巴西一直是世界上存在最高程度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巴西意识到了不平等给社会和政治造成分裂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于是整个社会达成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必须要采取一定行动。在卡多索总统的领导下，国民教育经费大规模增长，包括对穷人的教育经费。在卢拉总统的领导下，大笔的福利支出用以减少饥饿和贫困。17不平等减少了，经济增长提高了，18社会变得更稳定了。尽管巴西仍然比美国有更多的不平等，但是当巴西相当成功地致力于改善穷人的困境并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允许不平等和贫困进一步加剧。

　　更糟糕的是，在美国，政府政策对于不平等的产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要逆转不平等的趋势，我们就必须取消那些使美国变成了经济上最为分化的发达国家的政策，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减少那些本身由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针对当前这种程度的不平等，有些辩护者声称，虽然这种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采取任何做法都会代价过大。他们认为，要让资本主义创造奇迹，那么高度不平等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的必要特征。毕竟，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应该也必须受到奖励。某些不平等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人愿意比其他人干得更卖力、工作时间也更长，对这些人的辛苦付出，任何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奖励他们。但是本书将告诉读者，今日美国的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实际上既削弱了增长也破坏了效率。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场扭曲造成的，即市场提供的激励不是引向创造新财富而是引向攫取别人的财富。因此，另一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当不平等程度较低时以及各阶层一起增长时，我们的增长就更为强劲，19这不但发生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里也出现过。20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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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