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过曼哈顿的人都知道，此地的行人很少注意红绿灯。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闯红灯穿越马路。而且他们全都当着巡警的面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虽然法律要求遵守交通规则，可事实上很少有人吃罚单。反之，在罗马，警察照规定给乱穿马路的人开罚单，所以该市闯红灯的人相对较少。这一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纽约和罗马两地的交通状况，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大概有助于解释执法上的不同。在纽约，基本上所有道路上行驶的都是汽车和卡车。如果行人窜到汽车前面，他很可能会受重伤甚至死亡，但不会给汽车司机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反之，罗马的大多数道路上穿梭着自行车和摩托车。在罗马乱穿马路的行人，伤着自己的可能性比在纽约低，但伤着别人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最后，罚款方法上的差异，似乎和税收政策的差异存在着间接关系。意大利的油价高，汽车税高，街上骑自行车和开摩
托的人比纽约多，所以，必须对乱穿马路的人严格执法。
对有害行为多征收1 元钱的税，就可以减少对有益活动征收1 元钱的税。由此形成的收入不仅可以减少联邦赤字，还能减少高度累进性的工资税。毫无疑问，减少联邦赤字和工资税不仅可以刺激就业，还能帮助低收入家庭享受对有害行为征收的税负。
当然，我们还需尽可能削减浪费性的政府开支。不过，军费开支和石油公司补贴却逃过了近期的预算削减项目，同样避过一劫的还有因毫无实效而臭名昭著的乙醇补贴项目。这样的项目还值得细查。
不过，不合理的费用削减政策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推迟公路维修只会导致未来更多的交通事故，因为维修工作的拖延必然会导致将来的维修成本大幅上涨。
对有害行为征税是筹集资金的最优途径，这些资金可用来削减赤字。只有那些认为人们有权侵害他人利益的人才会强调，这种税收会侵害某些人的权利。不过，既然税收会让整个“国民经济蛋糕”越做越大，那些反对的声音自然也就无足轻重了。
至于新设税种，则应在经济恢复充分就业之后逐步实施。不过，即使联邦税已降至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新低，只要我们的领导者还坚持“所有税收都是罪过”的观念，就不可能指望他们会采取措施调整税制。
按照这种思路改革税收政策将会更好地鼓励有益活动，限制有害行为，而两者都将增加我们的可支配收入。在无需牺牲任何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即可创造更多的收入，这些收入足以削减政府债务，让很多年久失修的公共设施焕然一新。
当然，这样的断言有点贸然。不过，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完全符合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逻辑和依据。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能更清楚地认识各种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并以更智慧的手段加以制约，就会有大把的钞票随之而来。
本文摘自《达尔文经济学》
《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