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买卖商品和劳务。但是经济活动绝非人类生活的唯一领域，无数个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协作，这种协作的无意识的结果，便是在人类生活中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结构。
语言便是一例，它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语言有明确的规则，然而却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对其进行规划。谁都无法决定哪些词汇应该进入语言当中，语法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哪些是形容词，哪些是名词。法兰西学院确实试图控制法语的发展变化，但这一做法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在法语早已成为一种结构复杂的语言之后，该学院才成立，而且它也主要是对法语所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可，却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其他语言很少有类似的机构。
语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很大程度上，语言的发展和经济秩序的发展模式是一样的，经济秩序是从无数个人经由市场的自愿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同样，语言就是从无数个人交换思想和信息当中，或者干脆就是从闲聊当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某个词汇被赋予某种义项，随着需要的发展，不断加入新的词汇；语法逐渐发展起来，之后被人们整理编纂为语言规则。想要相互交流的两个人会发现，如果他们对词汇的含义有一致的理解，那么彼此交流起来就会很方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种一致的理解有助于交流，那么这些词汇的用法就会传播开来，随后就被收入字典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强制，也不存在一个有权发号施令的中央计划者，尽管近来政府的学校教育体系对语言的规范使用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诸如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类，各种学科的结构并非某个人精心决策的产物。科学知识是“长成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感到这样很方便；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需要发展变化。
任何学科的成长都与经济中市场的成长极其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发现其他人工作中的某些内容对自己有用，他们就会接受；他们通过口头交流，相互传阅未经发表的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出版学术著作等方式来交换各自在学术上的发现。学术上的合作是世界范围的，正如经济市场中的合作一样。在学术研究上希望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和敬重，就好比在经济市场上希望获得金钱报酬一样。学者们渴望赢得他人的尊重，渴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同行们的认可，这就促使他们沿着科学上有效率的方向来从事学术研究。学者们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由此整体便大于部分之和。正如汽车是商品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观念自由市场的产物。特别是近来一段时期，和语言遭遇的境遇一样，科学知识的发展再次受到政府介入的影响，政府的介入既影响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也影响了所需要的知识门类。不过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次要的。实际上，这种情形具有讽刺意义的一点是，很多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央政府对科学知识的规划给科学进步带来的危险，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首先来自上级部门的指示，而不是来自科学家们自发的研究和探索带来的危险，而这些学者，正是强烈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中央计划的。
一个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文化、社会习俗等，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协作成长起来的，都是通过试错过程及接纳和拒绝的过程演化而来的复杂的结构体系。没有哪位君主曾颁布谕令，要求加尔各答的居民所欣赏的音乐类型应当和维也纳居民所欣赏的有根本区别。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以一种类似于生物演化的社会演化方式发展起来，并没有谁对其发展进行“计划”。当然，个别君主甚至某些民选政府确曾像一些有钱人那样对某个音乐家进行赞助，或对某种音乐加以倡导，以此来影响音乐的社会演化过程。
无论是语言、科学发现、音乐形式，还是经济体制，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是经由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协作产生的，并且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情形下，它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自愿交换在某些方面可以产生一致性，同时在其他方面则产生多样性。这种演化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对其大概的运行规律我们很容易把握，但其中详细的结果却鲜有人能够预知。
上面这些例子不仅表明自愿交换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还表明“私利”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应当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理解。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市场，导致了对私利一词狭隘的理解，即理解成缺乏远见的自私自利，仅仅关注直接的物质回报。经济学也受到了批判，因为它声称仅从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出发，便可得出一长串结论，而“经济人”比一台计算机强不了多少，仅对金钱的刺激才有反?。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私利并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凡是人们感兴趣的，凡是人们所珍爱的，凡是人们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科学家希望自己在学科中的前沿领域取得进展，传教士希望将异教徒转化为虔诚的皈依者，慈善家希望能给需要帮助的人带来舒适的生活，他们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以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来判断，他们认为这就是其利益所在。
本文摘自《自由选择（珍藏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