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
当我们放眼世界时，美国不仅有着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程度的不平等，而且其不平等程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绝对增长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迄今它一直保持着这一位置。92实际上，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差距已经增大了：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匈牙利和比利时的不平等没有显著增长，而土耳其和希腊的不平等事实上下降了。美国的不平等程度现在正接近于功能失调社会的程度，包括伊朗、牙买加、乌干达以及菲律宾，这个“俱乐部”显然不是我们想加入的。93
由于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它还在加剧，所以人均收入的变化不足以告诉我们太多关于普通美国人所经历的。如果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收入都上涨了，那么美国的平均收入也就跟着上涨了。因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位数收入的变化，即社会中层家庭的收入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收入近年来一直都没上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发出一种对于“人类发展”的标准测量法，是把对收入、健康和教育的测量数据合计起来，然后校准它们以反映不平等。在进行校准之前，美国在2011年的排名相当好——第4名，排在挪威、澳大利亚和荷兰三国之后。但是一旦根据不平等进行校准之后，美国就排在了第23名，落后于很多欧洲国家。这种考虑和不考虑不平等因素的排名差异之大名列发达工业化国家榜首。94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排名都远远高于美国，这些国家都对自己的公民不但提供全民教育还提供全民医疗。对此，美国标准的口头禅是资助这些福利所需的税收会扼杀经济增长。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2000～2010年，高税收的瑞典增长得远远快于美国（瑞典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美国的），前者是2.31%，后者是1.85%。95
正像这些国家中一个国家的前财政部长告诉我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运行如此之好，全仗着我们有高额税收”。当然，他这话并不是说税收本身导致了高增长，而是因为税收提供了公共支出（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共支出是维持高增长的动力，这完全抵消了较高税赋带来的不良影响。
基尼系数
测量不平等的一种标准方法是基尼系数。假如收入是与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层的1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10%，底层的2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20%，以此类推，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零。也就是没有不平等。另一方面，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层的一个人手中，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1，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较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3或更低，这样的社会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国。96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5或更高，这样的社会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有着种族歧视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调的社会和政体著称）。97虽然美国尚未成为这种“精英”群体的一员，但是它已经踏上这条路了。1980年时美国的基尼系数刚刚触及0.4，今天已达到0.47了。98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比伊朗和土耳其还略微不平等，99比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不平等。100
在结束这种国际比较时让我们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个话题：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数据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关键方面。实际上，美国的不平等也许比那些数字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老百姓不必担心看病的费用，也不必担心父母的医疗问题；在那些国家，享受体面的医疗被看成是一项基本人权。在那些国家，失业对人们来说也是件沉重的事儿，但至少政府还提供了比较好的安全网。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要为失去住房而担心。对于身处社会中底层的美国人来说，经济不安全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这一点真实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如果把这一点也加入到统计数据中的话，那么国际比较就会显示出美国的情况更加糟糕。
结语
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年代里，很多欧洲人都把美国当成榜样，询问如何能改革自身经济使之像美国经济一样运行良好。欧洲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众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货币联盟，但同时却没有制定必要的政治和制度安排以使之正常运转，对此欧洲国家将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除了那一点以外，他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知道了，人均GDP不能充分表达社会中绝大多数公民的实际生活——并且从根本上讲，也不能充分显示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他们也曾被人均GDP数据误导，认为美国做得好。今天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那些透过表面看内里的经济学家们早在2008年就知道美国那种债务驱动的增长难以持续，并且即便当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在下降，虽然那些上层人?的巨额收益扭曲了整体情况。
一个经济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评价，那就是看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标准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这种方式评价，美国的经济运行得就不算好，而且持续了至少1/3世纪。尽管美国已经设法提高了人均GDP，1980～2010年提高了3/4，101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多数全职男工的收入实际上却下降了。对于这些工人而言，美国经济没能够提高他们所期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引擎失去了产出能力，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引擎的运行方式把经济增长的收益给了社会上层越来越集中的一小伙人——甚至拿走了一些原本给予底层群体的福利。
本章阐释了关于美国经济的某些严酷和令人不舒服的事实：
（a）最近的美国收入增长主要出现在收入分配中顶层的1%群体。
（b）因此就出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c）并且中底层群体今天的处境比21世纪初实际上是更差了。
（d）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大于收入的不平等。
（e）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还体现在其他反映生活标准的变量上，比如不安全和健康。
（f）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尤为艰难——经济衰退使之雪上加霜。
（g）中产阶级被挖空了。
（h）收入流动性小——把美国视为充满机会的国度的想法是一个神话。
（i）美国的不平等多于任何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纠正不平等方面也比其他国家做得少，于是不平等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增长得多。
美国右翼人士会发现本章所描述的事实让他们感到不太舒服，因为我们这里的分析背离了右翼人士所希望宣传的那些他们珍爱的神话：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大多数人都从市场经济中受益，尤其是自里根政府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和缩小政府规模以来。虽然右翼人士想否定这些事实，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让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尤其无法否定的是社会底层和中层群体的人日子都过得很差，而上层群体却攫取了国家收入中的一大块——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留给其他人的就被减少了；他们也无法否定处于底层和中层的人想要挤进上层的机会大大小于那些处于上层的人继续留在那里的机会；他们更无法否定政府是能够帮助改善贫困的——这方面对于老年人就做得特别有效。那意味着对包括社会福利计划在内的政府计划的削减极有可能增加贫困，除非这些计划经过精心设计。
作为回应，右翼人士提出了四条反驳意见。
第一，任何年份中，总有人穷困潦倒，也总有人兴旺发达，平等与否最重要的不是看一时，而是看一生。那些最低收入的人们大体上都可能会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终生不平等的情况就不像那些数据描述的那样不可改变了。经济学家认真审视了终生收入的差异，令人遗憾的是，右翼人士的愿望并不符合今天的现实：终生不平等是非常大的，几乎和每一时点的收入差异一样大，而且近年来增长很多。102
第二，右翼人士有时也声称美国的贫困不是真正的贫困，毕竟美国的穷人大多数都享受着其他国家的穷人得不到的生活便利设施，因此他们应该感恩生活在美国。他们有电视机、室内卫生设备、供暖（大多数时间）以及免费上学。但是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发现的，103人们不能忽视相对匮乏。美国城市的基本卫生标准使每个家庭都能享用室内卫生设备，廉价的中国产电视机意味着就连最穷的人家也买得起——实际上甚至在印度和中国的贫困乡村一般也都有电视机了。在今天这个世界，拥有电视机已不再是什么富裕的标志了，并且拥有电视机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面对极端的贫困，也不意味着他们开始实现美国梦了。104
右翼人士的第三点回应是对统计数据吹毛求疵。有些人会说通货膨胀率被高估了，因此收入增长就被低估了。但是，如果真有高估或低估的话，我倒是怀疑统计数据其实低估了普通美国家庭所面临的痛苦。当家庭成员出于“为了家人”的目的而延长工作时间以维持生活标准时，家庭生活质量经常受到影响。我们在本章的前面描述了美国社会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共同面临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也没有在收入统计中反映出来。因此极有可能的是，真实的不平等或许比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显示数据要大得多。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当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又更仔细地查看了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时，发现2010年美国的贫困率从15.2%上升到了16%。105
右翼人士的最后一点反驳是从经济和道义上对不平等进行辩护，声称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不平等只会得不偿失，那样会弱化美国经济，穷人就会跟着遭殃了。106就像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所说，不平等这种事情应该私下里悄悄地讨论。107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里，穷人们只能自己责怪自己。对这样的看法，我们将以事实证明，我们不但不应该责备穷人的悲惨处境。而且上层人物所宣称的他们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的话并没有多少让人称道的地方。我们将看到那1%的群体基本上不是那些凭借着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而获取收入的，不是那些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伟大思想家或者改变了我们经济的伟大创新者。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能够创造一个更?富有活力的经济。
大衰退带来的创伤（使多数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有关的个人，而且还有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甚至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的表现就没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我们不能再忽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它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怎样应对不平等，那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产生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