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忽略了中等收入放缓这一独立现象。很多国家即便没有完全停止追赶，它们的经济也已放缓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增速上。即使是现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发展故事，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曾在相当于中国大陆现在的收入水平时经历了一次早期减速。根据汇率变化做出调整之后，中国大陆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5 000美元，跟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日本、80年代末的中国台湾和90年代早期的韩国，都颇为相似。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追赶美国，但步伐都显著放慢，从之前的9%下降到持续多年的5%。鉴于中国大陆与这些出口驱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可以说这些是与中国大陆关联最为直接的案例，在这里4个百分点的减速会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成6%。中国可以通过支付工人工资，让他们铺设哪里也去不了的铁轨线路（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毫无意义的桥梁，产生了灾难性后果），继续力争两位数的增长，或者它可以改变增长目标——中国似乎选择了后者。
中国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繁荣，主要推动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比例从35%激增至近50%，这个比例在任何一个大国中都前所未有。投资支出涵盖了交通、通信网络、办公楼、器材、工厂和机器在内的一切——所有这些都为之后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投资成为一个关键指标的原因。中国在新的投资方面的支出——主要是建筑——比美国和欧洲还要多，这两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和20%。投资集中在修建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所需要的道路、桥梁和港口上，过去10年间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达到了10%，增加了一倍。
这场支出的狂欢无法持续下去。2010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减少支出的计划，把新公路的修建计划从2007年的5 000英里缩减至2010年的2 500英里，并宣布在2011年用于修建铁路的开支减少10%。《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到了2011年下半年，由于资金削减以及高速铁路在7月份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建设者被迫暂停了6 200英里铁路的修建，这当中有一半是新型高速铁路。
年轻劳动力的枯竭
中国正在变化的人口结构也指向减速。农民工到城市里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的热潮也在显著降温。中国正在迫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它以经济学家阿瑟R26;刘易斯命名，指的是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已离开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根据知名独立研究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估计，中国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中有1.5亿已经进入城市，8 400万人在农村找到了非农工作，剩余劳动力只剩下1 500万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经显著降低，大约每年500万人，这个速度仍然会迅速耗尽剩余的富余劳动力。在富余劳动力耗尽时，已经急剧上升的城市工资还会升得更高。
在农村逐渐空巢的同时，中国战后的两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正准备退休。第一次婴儿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1958年爆发的饥荒而终止。第二次婴儿潮是由于毛泽东的提倡，他认为庞大的人口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妇女平均每人有四五个孩子，这一代人让中国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从80年代开始激增。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国的有些高官就已经开始反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这导致了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以及这场大规模婴儿潮的结束。结果是，在当前这个10年中，将会只有500万名年龄在35~54岁的劳动力加入中国的核心劳动力队伍中，而之前10年则是9 000万人。
本文摘自《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
这是一本对新兴国家的成长动力进行精彩绝伦的分析，并大胆预测了决定国家未来成败的趋势与因素的权威著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大量从事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生意人的投资战略指导，另一方面本书是指导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如何规避国家战略的风险，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引导企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必读的决策参考。
21世纪的头10年，各个新兴国家几乎同时经历着普通繁荣时期，但在下一个10年，它们的发展将会千差万别。作者全景式地展现了新兴市场繁荣发展、衰退的局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东南亚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轨迹，并深入探讨了各国的政体、地方保护主义、家族继承制企业等相互作用力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与不平衡关系。
作者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未来投资新热点和走向的揭露性观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次金融萧条中找到变革的思路。而且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从温州小商品市场的老板到政府高层，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