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
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观之，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这个奇迹之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更像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和想象了。没有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但不管怎么说，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全球市场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素相匹敌。相反，从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在前面30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涵其中的政治野蛮的一种清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秀。
本文摘自《大拐点》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