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未来图景中，与成本上升周期并行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一次强烈的通胀爆发之后，通胀—这个在教科书和历时记忆中一直被看做洪水猛兽的敌人，突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欢呼无通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但通胀记忆的丧失却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不过，通胀实际上一直蛰伏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如影相随。归根结底，就其本来意义，通胀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救助各类金融企业，中国货币一直以远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货币扩张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刘煜辉的统计表明，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当中，中国的货币量由18.5万亿扩大到72万亿，涨了3倍，与此同时，中国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两倍。
一个有趣的历史对照是，在1921年到1929年让人迷醉的柯立芝繁荣时期，同样是8年时间，美国的M2仅仅增长了62%，而随后美国便爆发了让美国人至今仍然谈虎色变的大萧条。62%的货币扩张已经被后来者认为是超高的货币扩张，但与中国2002年到2010年之间的货币扩张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于这种超高速度的货币扩张，虽然有各种舒缓人们神经的学术解释（比如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但无论如何都达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步。同样可以描述中国货币狂欢的另外一组数据是，在中国M2与GDP的比值已经达到2.6倍之多，并且还在不断加大之中。而美国、日本的同样数据则是，65%和110%。在GDP仍然不足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中国的广义货币数量已经超出美国。这一系列的数据无异于表明中国经济内部潜藏着巨大的通胀压力。通胀现在没有到来，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到来。根据常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判断，货币严重超发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不断被释放出来。
无独有偶，手忙脚乱的央行远不止中国一家。金融危机之后，货币的高速扩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不只美国、不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央行都在乞灵于货币幻觉。货币洪流正在淹没全球。这无疑为中国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胀压力火上浇油，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中国通胀堤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未可知。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经历短暂跌落之后一路高走，并且居高不下，就是这一货币超发的直接后果之一。到2011年4月，衡量商品整体价格的CRB指数已经大大超越金融危机前的600点水平达到680点左右。可以预料，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将一直维持目前的稳步攀升势头，直到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经济体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止（在《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大宗商品风向标：中国”的文章中，作者假设了中国经济的三种情境：中国经济全速前进，增幅放缓但保持稳定，经济硬着陆。在前两种情境之中，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上行，甚至猛烈上升，只有在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才会出现回落。这位作者几乎将大宗产品价格的下降与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完全等同起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政策选择空间之逼仄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在两轮定量宽松刺激仍然不见起色之后，伯南克已经明确表示，不排除第三轮定量宽松。国内的通胀压力以及全球体系中通胀压力相互叠加，如同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放置了一口渐次增压的高压锅。其结果虽然至今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但它一旦炸锅，我们就会立即感受到它地动山摇的威力。
本文摘自《大拐点》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