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攥有大把订单，却没那么多人干活！”这是曹老板和很多企业经营者近来最为头痛的新问题。本来，应对汇率上升、利率提高、退税降低、节能减排已经挖空和透支了曹老板几十年储备的“知识经验”，现在，“用工荒”又让他一筹莫展。如何请到合适的技工并让其安心工作；如何拓展招工渠道，找到合适的普工；如何管理80后、90后的员工队伍；如何挡住用工成本不断攀升的局面等一系列的管理烦恼，令曹老板们非常纠结。
嗜血教训五：技术工人不足，订单无奈流产
案例No.11
2008年至今，曹老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员工管理困难。以他旗下的物流安防器材工厂为例，在不到3年时间里，员工队伍起起伏伏，经历了5次重大冲击，为此他伤透了脑筋。
冲击一：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公司1200名员工首次面临社保福利的法律考验。迫于无奈，公司为全体员工办理了社保福利，用工成本一下上升了20％。幸运的是，2008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非常饱满，生产线全部处于饱和状态，工厂忙得不亦乐乎，上升的用工成本基本被消化了，只是公司利润率有微弱下降。
冲击二： 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下半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恶化为金融危机，10月份开始，公司国外订单急剧下滑，订单严重不足，生产现场50％的设备闲置。迫于无奈，2009年3月，工厂被迫息工放假，500名工人回家休息，半年内，大量工人流失。
冲击三： 2009年11月，订单逐步恢复；2010年5月，公司重新出现产销两旺的局面。但令人纠结的是，从10月份开始，当地全面限电，生产5天停电15天。原来采用计件工资制的工人因为无法正常出勤，收入减少，部分工人辞职，大量订单积压。
冲击四： 2011年元旦，拉闸限电状况得到缓和，公司开始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但不到一个月就进入了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大量工人提前请假回老家，公司焊工岗位和车工岗位用工出现严重不足，娴熟的技术工人招聘不到，生产环节出现梗阻。3000多万元的订单因为交期评审无法通过，被迫放弃。
冲击五： 2011年春节后，部分工人流失，公司陷入招工荒，尽管人力资源部门四处出击，但招工进度仍不尽如人意。更令人郁闷的是，由于订单不均衡，3月份，冲床车间计件工人集体停职罢工，要求涨薪。
对于曹老板来说，出现员工管理危机和用工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造成的，有些无奈，但也不难发现，曹老板对于“用工荒”的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公司没有策略性地采取一些措施来管理一些稀缺性的关键岗位，关键技术岗位没有相应的技工储备、培养、留人机制，招聘渠道不宽，企业对员工的管理缺乏人文关怀。另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曹老板的企业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方式上。企业对生产本身的关注高于对人、技术和资本的关注，企业赢利能力不强，企业效益增长缺乏新动力和源泉。在“用工”和“用才”方面缺乏薪酬待遇和人文关怀的市场竞争力，这是很多企业容易忽视、但又是非常重要的！
变量剖析：用工荒昭示的是企业薪资支付诱惑力的降低
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会不断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并非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当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请不到所需的劳动力。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临界点。
按照“刘易斯拐点”的观点，拐点出现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拐点出现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关于“刘易斯拐点”学说，笔者认为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工资水平并非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农民收入水平，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必要出来务工，或者说逐利的动力是否充足。
如果企业薪资支付能力不能超过农民务农收入，不能消化务工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那就意味着用工荒将会进一步恶化。
趋势判断：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必将成为历史
用工荒时代的到来，告诉我们，依靠低成本“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必将成为历史。企业除了必须接受最为现实的薪资支付上涨的考验外，还将面临复杂的国际贸易竞争新格局、劳资关系纠纷的法律风险、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理念进步等多重考验，用工荒的出现，实际上是产业升级倒逼的前奏。
第一，国际贸易将进一步围绕“低价”展开激烈的摩擦和冲突。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了30年的出口导向经济政策，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也快速加大。一?面强力刺激了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满足了大批劳动力就业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结构大部分为代加工贸易，商品附加值低，对品牌渠道几乎没有掌控力，因此，中国制造也成为低价的代名词。与之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则聚焦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部分，大量转移劳动密集、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制造加工环节，导致全球生产要素配备出现失衡。国际分工新格局注定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劳动力就业困难。低价商品大量进入欧美市场，一方面加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平衡国际贸易，西方国家必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中国商品的进入，想方设法堵住中国经济的扩张。如纺织行业持续的配额战，2007年家具、建材行业，2011年陶瓷行业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各种准入标准障碍的设立；再如逼迫人民币升值等。其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削弱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破坏中国商品的出口结构。
第二，劳资纠纷加剧，企业用工的法律环境渐趋成熟。2008年1月1日开始，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从法律上保护了员工的权利，是一部真正关注劳动者的法律。新法的实施，让原本遮遮掩掩的“劳资关系”正式摆到了桌面上；新法的实施，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尊重劳动者、维护员工合法利益的时代的到来。客观地说，尽管新法已经实施了3年多，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不交社保、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用工行为，但法律环境必将逐步成熟，企业必须为之做好埋单的准备。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和思想理念呼唤新的人文关怀。改革开放初期，网络信息不发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养家糊口、追寻发财梦，很多农民工背井离乡，大量流往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但改革开放30年过去后，我们发现，网络已经今非昔比，城镇化建设速度令人吃惊，中西部地区充满着新的致富机遇，80后、90后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力人群。这些新生代，很少经历过农村“劳动改造”的真正苦难，很少有“终身制”的职业就业观，很少有人会满足于自己的实际薪资水平。当一个时代因为财富而颠覆固有的心理平衡时，我们发现，人文关怀将成为企业文化构建的最大的坎！人文关怀的营造和设计也将成为企业用工时需要仔细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无论是国际贸易新格局，还是强农惠农的政策导向、劳资关系法律环境、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都告诉我们，依靠低成本“人口红利”的发展已经成为过去。
本文摘自《谁剃光了企业的利润》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巨大危机，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出口退税降低等各方面的因素一点一点削薄了传统制造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利润，使这些企业举步维艰，转型成为企业唯一的出路。
但在谋求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难以扭转的经营思维、找不到业务增长模式和路径、离散的供应链管理等，都成为了阻碍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的拦路虎。本书从一张“损益试算表”着手，明确指出了制造业企业遭遇的危机和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颇具可行性的解决策略。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影响企业利润的原因；第二部分指出制造型企业转型的内伤，给出模式转型路径；第三部分则提出了制造业企业进化升级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