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取之有尽的“人口红利”（2）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就和它们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有着密切关系。东亚经济起飞正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研究证明，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其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

    反观中国，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步入“人口红利”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5.8%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开始踏入工作岗位，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同时老年人占比却并没有增长，少儿占比又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

    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著名人口学家蔡昉研究认为：“1982—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与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

    而如果现在假设中国在这30年间，社会中的主要成分是由老人构成，故而提供不出如此多的壮劳力的话，那么可以想象，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无法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进步了。所以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

    正是在这种有力的“人口红利”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30年来的快速增长奇迹。

本文摘自《改变中外企业博弈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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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中国围棋选手首创一种新型布局方法，由于在对弈中利于抢占实地、获得先机而闻名国际棋坛，遂被命名为“中国流”。
　　在中国与西方企业激烈博弈的今天，处于劣势的中国企业要想突破困局，必须形成并购上的“中国流”，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发展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品牌和渠道，让中国的要素资源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上合理分布，中国的企业得以在未来的产业链博弈中占据主动。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试图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机会，欧美不少实体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困境，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并购门槛和收购价格，由“各路军团”组成的中国“远征队”开始乘风起航，海外并购的“中国流”正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