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迪克•迈耶采取果断行动，改组肯德基东南亚地区办公室，并把肯德基远东地区总部由香港移到新加坡。同时，为了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自主性，肯德基战略性回购了公司在新加坡的全部特许经销权（当时新加坡的肯德基是授权别人经营的），提前为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自主发展扫清了权属障碍。同年的9月下旬，迪克•迈耶任命王大东出任肯德基东南亚地区副总经理。
王大东认为，在中国内地建立第一家西式快餐企业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公司整体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在给总部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达他对于中国市场的理解：“我完全确信肯德基比任何其他美国快餐连锁店都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尽管麦当劳正在试图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在牛肉供应成为可能之前，它要走的路还很长。而家禽饲养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中一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鼓励，我们有优势打开中国的大门。”
但当时的中国，对外开放还受到很多限制，合资公司往往要求是高新产业或能创造外汇，作为第三产业的餐饮业，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先例。最后，根据政策规定北京市畜牧局成了肯德基最初的中方股东。但王大东随后发现，北京市畜牧局没有外汇来引进肯德基的美式设备。到哪里找外汇呢？王大东想到了旅游局，最后，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一拍胸脯说：“我们在银行有钱。”
在王大东和北京市旅游局往来筹备外汇的时候，中国银行发现了这其中的商机，并决定加入进来成为股东。这一番折腾下来，终于尘埃落定，肯德基中国公司的股权构成里，美方占50%，中方最大股东是中国银行，旅游局次之，最早的伙伴畜牧局，反而成了最小股东。
手续敲定之后就是选开第一家门店的店址。王大东经过一年多的考察，比较了广州、上海、天津、北京4座备选城市，在平衡了可能的风险和收益之后，虽然和天津市政府关系密切的王大东最后还是决定选择北京作为第一家中国内地的肯德基餐厅地址。
但是，北京这么大，第一家门店设在哪里好呢？当时为了第一家门店的选址，王大东已经头疼了好几个月，选来选去，感觉还是前门这块寸土寸金的位置最好。恰巧那时正在建的正阳市场，遇到了资金困难。一个有场所缺资金，一个有资金找地方，双方一拍即合。
1986年12月的某一天晚上，王大东设宴请了5桌客人，主要是宣武区正阳市场的业主们。王大东端着茅台酒一路下来喝了15杯，宾客尽欢，当然，店面出租的事也基本谈妥：每天租金1 000元，一年36.5万元人民币，租期10年。
本文摘自《肯德基——中国式进化》
本书作者在持续8年对肯德基的观察、报道、研究的基础上，记叙了肯德基自1987年进入中国后22年的发展历程，从团队、供应链、拓展战略、产品、服务、危机处理、企业文化等各个角度剖析了肯德基在中国成功的深层次原因，记录了肯德基中国进化的全轨迹，点明了跨国企业在中国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本土化。这既是一部企业发展史，也是一套企业成功经营管理的操作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