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天才的戒备

　　在我18岁那年，我没有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强制服兵役3年，而是参加了一个特殊的项目，这使得我能够在色列理工大学完成工业和管理工程学学士学位学习后再服兵役。从色列理工大学毕业后，我入伍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富有声望的武器开发部队。该部队由尤瓦勒·内埃曼教授（当时是陆军上校军衔）创建，其主要目的在于协调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武器研发。该部队奉行只招录最优秀人才的政策，这使得它拥有大量非常出色的储备人才，以弥补这个年轻的国家购买力方面的不足。尽管该部队在飞箭导弹系统的创新研究方面最负盛名，但它的作战导弹发射场数目很多，涉及多个层面。只要以色列还存在，该部队最成功的研究成果会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然而就在前往部队报道的前一天晚上，我却被一连串的疑问困扰着：我想知道我自身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具备这个非常特殊部队需要的素质和技能吗？我是否能够应对未来的竞争？该部队只会留下表现最佳的，我会是其中一员吗？我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呢？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业务技能，开阔了视野，交到了很多要好的朋友，总之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学术上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然而接下来要面对的考验却是毫无准备的现实世界。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期待着，也害怕着第二天的到来。
　　当时正值1966年的夏天，六日战争的阴云正在逼近，部队已经被调动起来，随时准备展示他们真正的价值，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对自己的期望比天还高。在我报到时，本来没有什么能让我变得理智起来的，但对我的接待，或者可以精确地说，是没人接待我这一现实最让我变得理智起来了。
　　应征士兵在到达服役基地时，通常都是由大批的同龄群体、含泪的父母和朋友陪伴，还有鲜花夹道。但当一夜无眠的我独自到达以色列国防军总部的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欢迎仪式的迹象。没有人在等着我，也没有人过来迎接我。我在武器研发部队所在地——一座漂亮的石头建筑物入口大厅处徘徊了很久。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军官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不断从我身边走过。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着，抗议我早上没吃母亲为我准备的早餐。女兵们无疑是被我肚子发出的咕咕声逗乐了，发出咯咯的笑声。在意识到我脚上特意为这个场合买的崭新的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后，我待在原地不再走动，一种被嘲讽和被抛弃的感觉不禁涌上心头。
　　这样的场景远远超出我对进入现实世界的想象。现在看来我为之煞费苦心准备的那些东西看上去都那么愚蠢之极。头天夜里我心里一遍一遍预演着该跟指挥官说的话，但实际却没有军官来接待我。使我更加不舒服的是其他人都穿着部队的制服，而我还穿着便服。其实，在那时候，没有人真的相信“人靠衣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着差不多相同的蓝色衬衫、作战夹克、批量生产的裤子以及在安息日会穿上的相同白色棉衬衫。然而，穿着多年来熟悉的那些合身的衣服的我，此时此地却感觉完全的不合时宜。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一个明显有些不耐烦的女文员用低级别的见习军官头衔来称呼我，记下我名字，潦草地写了些东西，然后陪着我来到部队办公室，她并没有把我介绍给屋里的人，只是递给我一张便签，告诉我，“去图书馆找个地方坐下，读一读这些东西。”纸上列着一些主题，比如模拟仿真、战争游戏、概率、渗透性和榴弹等等。
　　真是令人失望！我抛下精心准备的小演讲，在接下来的三整天里，就闷在图书馆里疯狂地读书，别的什么也没做。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给我哪怕一丁点的关注。这难道就是我在这个精英部队的任务？只在书本上阅读榴弹？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没有任何机会证明自己。我是如此的失望，因此我决定不告诉女朋友马蒂亚和父母这里的情况。
　　在备受折磨的第三天，我的直接上司拉菲·辛尼尔中校终于来了，他承诺我很快将会参加并完成军官培训课程，这将使我从见习军官成长为真正的军官。在那之后，我参加了一个编程课程，终于感觉到自己并未被抛弃，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想很快我就能为这个重要的部队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在我服役期间，武器研发部队的司令官是传奇人物伊扎克·雅尔科夫（亚兹阿），我是在完成我的第一个研究任务之后与他会面的。这个研究任务是在我进入该部队之后的第四天由拉菲·辛尼尔安排给我的，题目是：“在假定叙利亚军队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把海湾布满了水雷，研究以色列战舰驶出海法港的最优方式”。
　　实际上，辛尼尔描述的情形并非是假设，叙利亚已经表明了高度挑衅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将口头上的威胁付诸行动，以色列很容易就发现其面对的处境正是辛尼尔假设的情形。在我看来，即使战争没有迫在眉睫，但是研究应对一个被布满水雷的港口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没有因为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或
　　者自身经验的欠缺而退缩，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份完美的研究报告。我选择使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创新性的，我也清楚这有一定的冒险性，因此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确保有一个全面的结果。辛尼尔深受感动，称我的工作非常出色。作为奖赏，他让我亲自将研究报告递交给亚兹阿本人。
　　当亚兹阿翻阅报告的时候，我看得出他非常认真，最后他指示说这报告应该留着，在将来的预定进攻发起日备用。
　　在那之后，辛尼尔按当初的承诺让我继续完成军官培训，同时参加编程课程。在回到部队时，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少尉和合格程序员，致力于武器系统、后勤服务及其他各种军事系统的分析研究。我的任务包括确定反制卡车、坦克和步兵团最有效的布雷区的类型，界定深海导弹期望达到的特性以及设计制造军用载人装甲车（APC）的最优方式。
　　对我而言，培训的这段时光就像美梦成真一样，部队里老练的天才们尽量让我们这些新手参与到他们所有的工作中，鼓励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有人不论职位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民用市场领域，新手工程师通常都是从最低级别的学徒开始做起，而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老前辈们经常鼓励我们参与主要的项目研究，有时候甚至让我们负责具体的项目。我感谢幸运之神的眷顾，使我的职业生涯完全按我所期望的那样开始，除了办公桌、本子和笔，我还拥有了跟这个国家最富天赋的人一起动脑筋工作的开放环境。对于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
　　接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这时我已经成年，并作为军队的一员为国家服务，因此印象深刻。不像1948年的独立战争，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也不像1956年的西奈半岛战役，我有些印象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灯火管制，让我们这些孩子晚上不能出门在外面玩。虽然武器研发并不是作战部队，但1967年的这次战争显示这次战争对我们的考验和其他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所有士兵的考验一样严峻。我们是否进行过相关的主题研究？我们是否为战场上可能出现的真实情况做好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国防军的价值到底有多大？真正检验我们的日子到了。
　　战争爆发前的三周时间一般高度警惕，史学家通常称之为“等待期”，甚至在这令人神经紧张的间奏曲开始之前，叙利亚边境严重的越境事件，加上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多年活跃在以色列与约旦和埃及接壤的边境，这都给予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大的反击压力。我们击落了六架叙利亚非法进入以色列领空的军用飞机，然而叙利亚方面仍然我行我素。在我服役的部队，流传着一种说法是他们试图把海法港布满地雷，这方面我的理论研究刚好是现成的，直接传递给指挥部作为参考。预定进攻发起日正在临近？
　　所谓的等待期开始于1967年5月，当时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驱逐了联合国观察员，并开始向西奈半岛增兵。虽然我们其他的阿拉伯邻国含糊其辞，以色列静观其变但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之后，纳赛尔对以色列船只关闭蒂朗海峡，这样的封锁实际上束缚了以色列的手臂，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战争却姗姗来迟，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完全忘记了它拥有备受称道的武器研发部队，没有一个任务派发给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每天聚在位于特拉维夫总部的地下室，进行头脑风暴，我们将每个军区碰到过的情景形象化，然后研究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编辑整理了大约25个紧急事件清单，比如监控燃料、军需品和食物供应护卫队，沿着他们的路线分析后勤绩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开始的空袭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步兵和装甲师必须深入西奈腹地，在那里，他们将穿越沙漠公路，会遇到很多严重麻烦，因此我们将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使用性能中去。如果铭记在心或者不断呼吁，我们想至少在实际中会有所准备。我们仍然没有从总指挥部得到任何指示，大概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让那些真正的勇士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武器研发部队高度戒备期间——有人开玩笑称之为“天才的戒备”。我们这些新加入者大把的时间都是在老前辈们的陪同下度过的，当时跟我一起服役的有很多后来都成了杰出的大人物，像艾朗·克尔伯格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耶胡达·卡哈纳和艾瑞克·泰米尔成为了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米基·塞缪尔是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教授，而摩西·本·巴萨特在运筹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后来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出生在弱小贫穷的以色列，却接受了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组成了一个高智商的小团体，很好地发挥了“希伯来大脑”的潜能，当然教育功不可没。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新兵，还是服役多年的老战士，都渴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一显身手，扮演重要角色。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晚上都能够回家。马蒂亚和我习惯去阿尔罗祖奥大街的安琪儿咖啡馆，这里照常营业，只不过收音机里的广播充斥着不好的消息：以色列经济陷入深深的衰退；利比亚加入了对抗我们的阵营，接着是伊拉克。一边喝着咖啡，马蒂亚一边询问我，以色列理工大学因为大量的预备役征兵而将毕业典礼推迟，没有典礼，没有毕业文凭，这是否让我烦心？
　　说真的，现在我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些。
　　每天早上，我们都返回总指挥部，也就是那座有着红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子重新加入“天才的戒备”，大部分的普通士兵就随机被安排在石头房子里的各房间内。这座房子是19世纪由教团军人建造，放眼望去，它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实际上这并不符合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标准，周围是各种各样的棚户建筑，也夹杂着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留下的石棉瓦屋顶小屋。在这些各色各样复杂的建筑群里，暗藏着为国防军高级军官准备的地堡，这些现代的建筑当然符合安全规程，不过这是专门为军队要人准备的，而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准备的。在这整整三个令人神经紧张的星期里，这个国家最好的智囊们就待在没有导弹防御系统的地下室里，没有人有时间考虑将我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尽管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未来。全国人民都待在笼罩在黑暗之下的不安全建筑物里，然而对他们来说，灯火管制只是一个小麻烦，更可怕的是心中的黑暗，真真切切的世界末日般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我们。民防管理员教导普通民众用胶带密封窗户，但实际上玻璃破碎是他们担心的事情中最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恐惧是担心以色列会毁灭。这样一个小国被成千上万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包围着，另外这个冷漠的世界曾经对屠杀灭绝犹太人都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如果这一次以色列不再像1948年独立战争那样取得奇迹般胜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个笑话已经流传开来，以色列国际机场向公众的广播通知就是要求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关掉灯再走。
　　1967年6月5日早上，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被召集到部队，但并没有被指派具体的任务，总参谋部显然是把我们给忘了。整个武器研发部队组成十五辆车队，出发去执行我们预先编写的任务清单。在部队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而被称为“万事通”的四个预备役军人坐在一辆被征用来的民用车辆里，我们年轻人坐吉普，由于没钱考驾照，我投靠了会开车的朋友米什卡。我们得到指示先开到南方，在那里会有进一步的命令，日落前我们到达了贝尔谢巴市，住进了青年旅舍，并探听最新的消息。虽然我们直接来自总指挥部，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比平民百姓知道得多。
　　第二天早上，当地人的欢呼声给了我们最新的战况消息：“嘿，同志们，猜猜怎么着？我们的空军在战斗中击毁了敌人的战机，战争结束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只是听起来是那么的不大可信。毫无疑问，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力量，但战争不可能在一天内结束的。当然了，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将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剃了剃胡子，冲了个澡，喝了些咖啡，然后决定去更南边的耶路撒冷。我们快速地向边境开去，但很快就被设置路障的部队拦了下来，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指挥官生气地走到战地指挥所提出我们的要求，然而，他们说道：“抱歉，以防万一你们没有注意到这里有战争
　　正在进行，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这些书呆子在西奈到处乱跑的，这很危险！”
　　尽管我们以世界上最好的军队著称，但我们的经历却是不可思议地充满了偶然性。我们走过去，到处看看，然后说：“您好，我们是来自武器研究部队的智囊机构——总参谋部，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从作战区域收集信息，请告诉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开始还对我们置之不理的那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最终同意配合我们。“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天才想进行调查，那么就请便吧！”他们既没有提议要护送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其他任何帮助，就好像他们对于我们的处境毫不在意一样。“你们想去探索，尽管去吧，我看你们是迫不及待地找死，那就请便吧！”他们对我们的蔑视是露骨的，但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最终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地图。从决定我们应该调查的重点到最终被允许进入作战区域，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天时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我们的使命很重要。首先，这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场战争，我们有必要为下一次积累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第二，从实战而不是那些二手资料中学习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实际作战条件下发生的事情跟试验设计的场景肯定有很大不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战斗结束后尽早看看作战使用的坦克。
　　接下来，当第一次进入广阔的沙漠，我是如此的兴奋，简直忘记了我们正处于战争地带的中心。大片大片的沙映在眼前，像波涛汹涌的金色海洋，一望无际，但是对于这梦幻般的美景，我们无暇顾及。就像保险评估员，我们必须在证据还没来得及掩盖前尽快赶赴现场。因为要在战区待上好几天，我们决定在临近的一个部队控制区住下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部队非常的混乱，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隶属于哪里，或者也不知道谁来负责，因此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去说服作战士兵，让我们在他们的营地里休整。第二天一早，我们再返回战区，继续我们自己的战斗。
　　这慢慢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会从心里还有些不情愿的指挥所那里获取有关坦克战现场的信息，然后前往那些瘫痪的或被毁灭的坦克被遗弃的地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之前都是在战争模拟训练或者独立日游行的时候才见到过坦克。而如今在西奈沙漠，在坦克装甲上被埃及军队打穿的巨大弹孔触手可及，我们不断触摸着坦克被焚毁得发黑的框架，在散落着满是血迹回转炮塔的沙地里蹒跚而行。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火一般的洗礼。我们既不参与战斗，也没有直接暴露在危险当中。然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这么多的尸体，大部分是埃及士兵，横七竖八地就横在他们阵亡的地方，有些士兵不幸战死在雷区，血肉模糊，几乎不可能将这些尸体拉出来。已经腐烂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起码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恐怖的场景。我和战友们尽可能不去想他们曾经也跟我们一样，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也尽量不去想象在他们的国家或许还有母亲、妻子或是孩子在期盼着他们回家。实际上，我们很难装作他们不存在一样地去继续我们的工作。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细致地查看一辆又一辆的坦克，然后为每辆坦克写两页的分析报告。我们尽力去克服那些令人作呕的气味和恐怖的景象，只关注我们的使命，即在地上标记燃油标志、粉碎包装袋子以及分散的金属碎片。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未完成的配给，那是在俄国坦克上的标准配置设备——一把斧头，我们不再是平静地看一场模拟战争，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恶劣、血腥、骇人听闻。
　　一开始我们是群一无所知的新手，慢慢地，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从实际工作中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战场上，我们学会了识别不同种类的燃料，也学会了区分炸的地方是被高性能榴弹还是被空心电荷弹打击的。我们变得善于鉴别是由普通穿甲弹还是硬心穿甲弹打击的弹孔，还学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创新和完善了操作流程，这使我们在实地的工作能像在实验室一样有效。你要问我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其实很简单，直尺、卷尺、铅笔和相机。我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轮廓图上标识出每个撞击点的角度，给它们编上号，记下它是否打穿了盔甲以及它造成的具体损害，同时调查发现的情况也都从各个角度拍上照片。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装甲车、反坦克连队（也被称为“坦克搜寻者”）的残存者，以及运输兵员装甲车，还检查了不同坦克军需品的效力，最后作的损失评估分析涉及面很广泛。然而，上述分析并不能说明我们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目标，因为三天后战争就真正结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小护航队与数百名正向苏伊士运河行进的埃及士兵不期而遇。我勇敢地拿过自己的步枪，并没有意识到忘了把枪放置于安全模式，一颗子弹飕地从我的耳边划过。我们整个车队来了个急刹车，车上的“博士”以为受到了埃及士兵的攻击，迅速跳下车，寻找掩体。而正在逃命的埃及人以为他们受到了攻击，也停了下来，并举手投降。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作为我羞愧的纪念。
　　该部队真正的成就是我们做到了在战区进行快速研究。在数周之内我们检查了大约三百五十辆坦克，其中一百辆在战争期间做了检查，其余的在战争胜利后检查。我们往北到戈兰高地参观了一些坦克修理库房，查看那些曾遭受较为轻微的损伤的盔甲。我们不想错过任何完整的图片。事实上，我们往返奔波于我们的国土，其现在的面积比战争以前要大4.5倍。当我们完成任务时，我们已经检查了超过六百辆坦克，收集了综合研究所需的数据。
　　回到总部，我被提名来编制材料。一群新的学术型人才被招募入伍，我从中挑选了两人来帮助我。我们不得不整理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些新兵们注重细节，毫无怨言，工作做得非常不错。在所有的材料整理和归类后，我们写了一个详细的总结，附上照片，并印了五十册，被界定为最高机密。我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这得留由我们上级决定。
　　1967年9月，在犹太新年的前夕，我们向总参谋部业务部门负责人埃泽尔·魏茨曼将军递交了最终的报告。魏茨曼将军以爱搞恶作剧而为人熟知，他收下报告，把它放在自己头上，顽皮地笑着说道：“我该怎么利用它呢？用它作为一个太阳帽？”他不是唯一一个小看我们成果的人，相当多定期接收我们报告的作战单元高官对我们的成果都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他们称我们为天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结合实战而进行的系统性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结论刚好不符合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往往不会立即关注我们的这些报告。
　　埃泽尔·魏茨曼对于我们报告的反应也不例外，亚当·谢菲的著作也曾遭受同样的命运。亚当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军官，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一直在摆弄一个安装在我们Linolex计算机上几乎过时的文字处理程序，试图创造类似对数表的东西，通过对结果的编程，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机化的射击范围图。利用这样的图表，一个炮兵炮手能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立即可以锁定目标范围并开火射击。但当谢菲将这个研究成果递交给他的炮兵部队首领的时候，却讨了个没趣。他们习惯于手工计算，对谢菲提出的概念嗤之以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选用了这项技术，他们就是在做拿普通金属去换取黄金的好买卖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项技术，直到最后其中一人真的进行了尝试，一下子就见识了这项技术的优点，决定接受这项技术。亚当·谢菲绝妙的即兴创作最终引领了野战炮数字自动计算技术的发展（FADAC），现在这是以色列国防军设备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的报告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作战部门的某个重要人物在看到报告之后，意识到了它的真正价值，并将其以巨额数目的价格卖给了德国部队。只有这样，在它受到了国外认可和赞美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终于转变了观念，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成果。当前，我们的报告已经被用作以色列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种教学手册。此外，退休的少将艾莫斯·霍雷夫最近告诉我，事实证明，报告对以色列梅卡瓦主战坦克的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报告的重要性源于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意识到实战中的坦克性能与演习时不同。在实际战争中，温度会更高，机器上满是灰尘，它会用尽燃料，并且弹药的可用性也是波动的。我们有先见之明，从战场上收集这些数据，经过科学的分析，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些努力最终影响了研发和部队的快速反应。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证明以色列人力资本优势的许多证据之一，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这一特殊单位存在的正当理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曾报道，美国人在此次战役结束后进行的试验导致了“积极性防御”这一知名理念的发展。如今，积极性防御在装甲设计中被视为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由于我在装甲领域的出色工作以及我对战事的实际参与，我从第二中尉被提升为第一中尉，这比按部就班的提升提前了好几个月。我在以色列获得惊人胜利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开车。在米什卡的指导下，我已经在西奈沙漠条件极差的道路上进行了大量的练习。我从哥哥那里借来些钱，并将我几个月的部队工资也投入到了学车课程当中，并最终通过了驾驶考试。战后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让家人搭乘部队的小卡车参加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作为新手，我一路小心地将车开到位于特拉维夫诺尔道大街的公寓，当到达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还有站在他们中间的弟弟阿姆农正站在阳台上等着。他们都穿着安息日最好的节日服装，喜气洋洋的。我能看到母亲悉心栽培的仙人掌类植物，还有弟弟也长高了不少，只是我的父母似乎比我记忆中更加瘦小了。在我离开的这段不长时间里，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
　　在把大家都安顿到车上之后，我又去海法接上了马蒂亚。当时还在以色列理工大学读书的她正在公寓里等着我们。在我们走进她房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她，典型的本地土生土长以色列女孩：长长的腿，没有化妆，平滑的黑色马尾辫和一个完美的笑容。我们在贝尔福地窖里享用了快乐的家庭餐，是用我部队工资支付的，然后我们开车前往以色列理工大学参加仪式。当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母亲强忍着泪水，而父亲和我握手，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是家庭里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在确保没有人看的时候，马蒂亚给了我一个热情的亲吻。令人难过的是，我的哥哥乌里不能赶来参加仪式，他是一个基布兹[基布兹（英文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在希伯来语中它是“团体”的意思。在以色列，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基布兹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合作。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创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农民，第一职责就是土地，不能站着等待任何事情，甚至是弟弟的毕业典礼也不例外。
　　战争教给我关于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有些是现实的，而也有些是哲学层面的。我见证了生命的短暂，但作为年轻人，我用“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思想将自己的恐惧伪装起来。我经历了与敌人的短兵相接，近到能闻到它的气味，这使事情变得更难。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既不是生理学上的意义，也不是要摆的姿态，而是人生的使命。它不仅需要勇气和机智，而且需要勤奋和坚韧。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和国家的责任，一个团结的集体所产生的力量，以及我本人作为单个个体的力量。
　　我在战争期间及之前积累的个人和专业经验财富是巨大的。我开始意识到以色列人力资本基础的重要性，以及从她自身的队伍里锻就的有才华和凝聚力的团队可以发挥的强大影响。理论的分析与实践相结合，这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脑-纸-笔”变成了一个有效的武器系统，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才智有其市场价格。

本文摘自《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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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有关以色列高科技先驱企业家罗尼·安纳夫的感人故事，他的成功之旅开始于位于特拉维夫诺尔道大街的一间舒适的公寓里。安纳夫先生一直坚信自由经营、决心和耐力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开始企业创建的。本书披露了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的角力和变迁，以及关键时刻的大胆决策，这些也造就了四维软件（后更名为“新维软件”）公司从小到大，取得了非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