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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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在一家印刷合作社上班，微薄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家庭的开支，母亲之前在一家电力公司工作，但当弟弟阿姆农出生后，她就辞职在家专门照看他了。我的哥哥乌里在他15岁那年，父亲就劝他退学开始工作。他欣然从高中辍学，先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并上夜校去完成大学入学考试。对于他为家里做出的牺牲，我父母感到非常欣慰。
　　乌里离开学校时是毫不犹豫的，再后来他进入了位于加利利的伊夫塔赫基布兹。他深受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该思想强调耕耘土地以使以色列人民将“被种植于被迫迁离的自然土壤中，深深地扎根于赋予生命的物质当中”（戈登博士，以色列劳工运动思想家）。我在孩童时代有着相似的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崇拜哥哥并他支持的思想，同时这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想。追随青年运动的额外好处就是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服兵役，并最终一道进入基布兹。但我终究是个来自都市的小孩，是一个热爱脑力劳动胜过体力劳动的书虫，我害怕步哥哥的后尘，像他那样被迫离开学校去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
　　我的父亲是个高度自律、自学成才的人，他认为工作比教育重要。19世纪30年代，他独自从波兰移民到巴勒斯坦，然后通过夜校自修会计学，他认为并不真正需要正式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扩展自己的视野，并学到一切需要
　　知道的知识。我非常钦佩他自力更生、热爱阅读以及心胸开阔的品质，但感觉父亲缺乏前瞻性。世界处于不断地变化当中，一旦这里的大学入学考试条件具备，大学教育将很快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一直以来，我觉得即使没有金钱，但只要有才智和教育，就能够塑造我美好的未来。
　　然而我的父母却不认同，作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代人，他们并不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毕竟，祖国才刚刚建立，很多新的东西都还没有完全形成，人们不得不去考虑谋生度日，而不是挑三拣四。我在自己的志向和对父母意志的尊重之间左右为难，越是临近我15岁的生日，这种困惑越发地严重。我该如何调和这两种世界观？我该做些什么去说服父母让我留在学校？
　　大概在我生日两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我决定查阅百科全书。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父亲同意的学术职业，也许他会让我完成高中学业。百科全书比较多，厚的卷册放在上面的架子上，最宽的放在书柜里，比较小的书整齐地放在较低的地方。
　　我拿来一把椅子，爬到上面够到了上面的架子，我安全地拿到了书。但当我下来的时候，重重的卷册从我手中滑落，碰到了中间书架上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的《丧亲之痛和失败》，然后掉进了下面一个小桌子上的鱼缸里，顿时我不知所措。正在阳台看书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他站起身来，从水中把书拿出来，然后仔细将书铺开让它晾干。父亲对着我摇摇头，
　　讷讷地说：“哦，罗尼，罗尼，”像是在说我无可救药。在此之后，他给我系统讲解了印刷的敌人——水。父亲引以为豪的是，众多重要的犹太人作家的作品都在“他”的印刷机上印刷出来。就这样，由于我的严重疏忽，竟把他的“工作成果”掉进鱼缸喂了鱼儿。父亲问我：“不管怎样，小家伙，你到底在那里找什么？”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想我惧怕的时刻到了。母亲感觉到了“暴风雨”的来临，迅速抓住了阿姆农的手，说道：“我们正准备去西玛阿姨家。”父亲点点头同他们告别，但他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
　　“罗尼，很快你应该加入进来，挑起家庭责任的担子，要为家出一份力，”他直奔主题，“当然，你可以在夜校继续你的学业。”
　　原本我是要直接抗议的，可这时我却有些口吃：“我……我是个好……好学生，爸爸，我想完成我的学业，并得到一个好的入学考试证书，我想我可以的。”我微弱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但也逐渐变弱了。
　　“晚上学习，”父亲回应我，“就像乌里一样，你可以得到同样的入学考试证明。”这次他的声音嘶哑了。
　　“它们完全不同！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老师，”我从心底里喊着，“我不要现在离开学校，不要，就是不要！”当时我完全地表达了我的反抗之意。为了争取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我满眼泪水，几近哽咽，但我立场坚定地表达着我的诉求，直至父亲被我说服。
　　“可以，”他终于说道，“我尊重你的意愿，你可以待在学校，但你要牢牢记住，你必须在假期里努力工作，挣你自己的生活费。”我高兴万分，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我的学业不会中断。
　　我终究不再需要百科全书了，父亲自己将它放回到上面的架子上，保险一点总比遗憾要好。
　　2
　　三年后，我们一起坐在位于诺尔道大街和迪岑哥夫大街拐角的一套新公寓四楼的阳台上，新公寓没有电梯。当时，我已经像希望的那样以高分录取入学了，并且获得参与以色列军方享有声望的学术项目阿图岛的全额奖学金，这使得我能够在服兵役前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在我选择的领域服务。我志向远大，但在当时却并不清楚我想要从事的专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学习。
　　在当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犹太人”，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一个合乎体统的以色列年轻人应当在田地里或者柑橘园抛洒汗水，辛勤劳作，而一个体面的城市小孩应该选择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富有成效的职业。
　　当父亲得知我优异的入学考试成绩结果时，他写信给以色列理工大学索要信息资料和入学申请表。在收到这些资料后，我们俩坐在阳台上，仔细阅读着招生专业目录。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坐着，心里思索和盘算着，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对我有吸引力的专业。尽管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何从这些专业目录中选择专业。在林荫大道另一边的阳台上，我们的邻居大诗人内森·奥特曼正坐着看报。也许我们应该咨询一下人家的意见，父亲低声说道。但父亲也只是想想，没敢打扰大诗人邻居，因此我们继续翻阅着专业目录，做不出任何决定。
　　海上开始起风了，这时奥特曼站起身，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房间。天也慢慢黑了下来，我们想尽快阅读完整个目录。当弟弟阿姆农从青年运动中心回到家，妈妈叫我们进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终于翻阅到了最后的目录列表。
　　“电气工程和电子力学，”父亲虔诚地读了出来，听上去还不错，“选这个，罗尼，选这个，电气是未来的方向。”他可能听到过阿泰克的预言，阿泰克是父亲的姐夫，是一家以色列电气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父亲一直很崇拜他。
　　当查看了该专业的入学条件，我反驳道：“这是最难被录取的专业，录取比例只有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我知道，这样的挑战只会让父亲更加的兴奋。
　　“好的，爸爸，”我说道，“就在申请表上填上电气工程吧。”
　　父亲非常满意，用他细腻的笔迹在表格里填上了我们的选择。“希
　　夫娜!”他大声喊正从厨房端着一碗沙拉出来的母亲，“罗尼将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
　　这就是我最终选择申请电气工程专业的全部过程。对于即将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习生活，我一无所知，不过想到要离开家独自去生活，还是相当令我激动的。很快我将开始我的成年独立生活，从而摆脱父母的严密监督。
　　睡觉前，在我们的房间里，我看到阿姆农已经帮我整理好了床铺。我知道他很沮丧，就像我当年看到乌里将参军的时候一样，这是离别时表现出的爱的姿态。作为哥哥，我打心底里的确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我们在家里一般都不谈论感情，取而代之的是，我跟他开起关于妈妈煎得有些糊的蛋卷的玩笑。接着我们下了盘国际象棋，他战胜了我。作为奖励，我给了他一把精致的随身小折刀，我知道这是他垂涎了许久的东西。之后，我们都睡下了，他充满哀伤，而我则非常地兴奋。
　　3
　　1968的6月，正好是“六日战争”整整一年后，那时我在军队里，几乎每天都回家。我当时正在准备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校区的面试，我想攻读那里的硕士学位课程。但是，不再是电气工程专业了，因为电气工程专业已经变得不适合我了。为了不再继续无聊的另一个三年，我决定换个专业，转到工业工
　　程与管理方向。虽然，我对这个科学的了解比起我一年前对电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但这个领域听起来更广泛、更多样化。我想我做出第二次选择时了解的情况也就比第一次选择时多那么一点点，尽管我也是瞎蒙，但是我会命中目标的。
　　在我面试的那天，我妈妈生病了。在我离开家前，我给她沏了杯茶并陪她坐了一会。她已经不舒服很长一段时间了。坐在床上，她几乎不能喝东西了，但是为了让我高兴，她还是喝了一点点我给她沏的茶。她没有胃口，连她的妹妹——西玛阿姨，阿泰克的妻子，带来的热鸡汤她都没有尝一下。她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给乌里写了一封信。妈妈设法把信放进了信封，但是都没能把它封好，并交代我：“罗尼，修正里边的错字，把它寄出去。”我点了点头，把信封放在我的衬衫口袋里。当时我赶时间，怕面试迟到。对于她信中的错字，我想最好还是保持原样。这些东西肯定会让乌里微笑的。尽管父亲和母亲都一样出生在波兰，但父亲的希伯来语还是不错的，而母亲却从来没有完全掌握希伯来语。
　　我走进厨房，为自己泡了杯咖啡，一饮而尽后回到我母亲的床边，帮她拿走了茶杯，并和她道别：“妈妈，我要走了。”妈妈说：“去吧，罗尼，祝你成功！谢谢你为我沏的茶。
　　告诉爸爸，他不用早点回家，我很好。别忘了你口袋里的信哦。”我走到门口打开门，一阵清新的微风迎面飘过。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停下来，我回到了父母的房间，叫了一声：“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碰了碰她，她也没有反应。她闭着眼睛，我又试着叫了声：“妈妈！希夫娜!”仍然是一片沉默。我清楚地记得她穿的是什么衣服，她是什么表情，笔从她张开的手中滑到了地上。我发现她已经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想记得。我不认为在这一刻之前我们还交谈过。即使是现在，谈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那时我才24岁。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是弟弟阿姆农，他最依恋母亲了。当时他是苏伊士运河区一个装甲旅的信号员，我该怎么告诉他呢？
　　我第二个想到的是，很遗憾在母亲去世前马蒂亚和我还没有结婚。我知道母亲一直在悄悄地、耐心地等待和期盼着我们结婚，甚至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催促的话。我和马蒂亚是在两个年前相识的——1966年6月6日，一个月前我正好学完了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位，并开始我的军队服役生活，那天又恰好比“六日战争”几乎早了一年。从那时起，她的父母对我的父母变得非常地友好，而且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一起去看戏了。马蒂亚和我已经生活在一起，而且双方父母都不理解我们在等待什么，怎么还不结婚。
　　我第三个想到的是我应当哭出来，打电话寻求帮助，至少做点事情，虽然没什么可以做的。我不需要医生来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叫了救护车并告诉了他们地址。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我的父亲，并让他立即去艾希洛夫医院。乌里在基布兹，我也需要通知他，但是我必须先告诉阿姆农。民用电话是不可
　　能打通军人的军用电话的，所以要想和我弟弟通电话，我必须去我的军队办公室。而且我还不能直接拨通阿姆农单位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经过一个军事交换机。
　　救护车来了，带着母亲和我去了医院。当我们到达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那等着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刚从学校毕业的医生宣布母亲到达医院时已经死亡。他轻轻地蒙上了母亲的脸，又劝我父亲回家。父亲悲伤地点头，我尽快出发去我位于以色列国防军总部附近的办公室通知阿姆农。
　　我坐在电话旁拨通了军事电话接线员的电话：“请帮我接210单位。这里有非常紧急的家事。”从我说话的语气里，接线员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不是在跟她开玩笑。她竭尽所能地帮我接通运河区阿姆农单位的电话。最后，她接通了电话并找到了我的弟弟。等待时，她一直面对着闪烁的总机，我死死地盯着空白的墙面。
　　“他来了！”突然她说，一边说，一边叫喊着。“他在这里。请说话。”
　　“阿姆农！”没有应答。我所感受到的就只有安静和电话铃声。“他没有听见你说话，”操作员解释着。“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能听见你说话吗？”我焦急地问。“是的，他能听见我说话。你想要我帮你传话吗？”听得出来，她很渴望帮助我。
　　“是的，我需要你帮我捎句话。我知道这很难，但还是要请你和他说，‘罗尼说母亲去世了，赶紧回家吧。’”
　　“我来告诉他！”一道重重的沉默被打碎了。“那你们俩人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弟弟。”“罗尼，你在线等待一下。”一阵安静过后，我听见了她的声音。这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像一个特别糟糕的录音在回荡。“阿……姆……农，你的母……母亲……去世……去世了。罗尼让你回家……家。”
　　葬礼结束后，我把妈妈写给乌里的信给他了。哥哥靠在尘土飞扬的柏树上飞快地读着信。母亲信中的错字在这次没有使他微笑，相反，他的下嘴唇颤抖了一下，随后他把信递给了他的妻子柏卢丽雅，柏卢丽雅读后哭了。最后她把信交给了我，我把它放在了我的口袋里。
　　阿姆农从运河直接去了葬礼现场，他建议我们和父亲一起睡在家里，不能让父亲在作为一个鳏夫的第一个晚上独自在家。吃晚餐成了一件很忧伤的事情。当晚餐结束的时候，父亲去了他的卧室，我们兄弟去了自己的老房子里。在那我们再次阅读了母亲最后的信。信中她还提到了乌里克和柏卢丽克──她最最亲爱的孙子。她还写到了马蒂亚的父亲，他从国外旅行回来时还给大家带回了礼物，她非常高兴，她和父亲还计划要和马蒂亚的父母一起去看戏。星期六她独自一人在家，以她独特的
　　风格写道：“罗尼整天和马蒂亚待在一起，爸爸却一直在工作，总是在外面忙着……”最后她以对在基布兹生活的孙子的嘱托作为信的结尾。“谁知道如何写，请写……我有很多时间去阅读。谁知道怎么画，请画……只为等待非常、非常长的信。”她没有提及正在吞噬她生命的疾病或者因为她最小的儿子被应征入伍而感到的孤独。多年以后，当我的小儿子去参军，房子里空空如也时，我才意识到那封信里所描述的孤独感。
　　毫无疑问，我没能去参加希伯来大学的面试。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发去致歉信。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犹豫不决我究竟该学什么专业，但最后我决定去攻读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运筹学硕士学位。这需要我每周有一个白天要在海法（以色列地名），有一个晚上在特拉维夫。我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博士论文的建议，但是途中我改变了研究方向。马蒂亚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让她作为一个建筑师养活一个家庭是很困难的。于是她决定将她的学业方向改为交通工程。
　　在1969年，母亲去世一年后，马蒂亚和我举行了一场朴素的婚礼。时间又过了一年，怀孕的马蒂亚开始在运输工程领域工作。不知不觉，我们陷入了成家生小孩和谋求职业发展的困扰中。她的道路是明确的，而我的道路却还是未知数。虽然我拥有大学学历并在以色列国防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也很清楚我的强项在哪，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

本文摘自《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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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有关以色列高科技先驱企业家罗尼·安纳夫的感人故事，他的成功之旅开始于位于特拉维夫诺尔道大街的一间舒适的公寓里。安纳夫先生一直坚信自由经营、决心和耐力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开始企业创建的。本书披露了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的角力和变迁，以及关键时刻的大胆决策，这些也造就了四维软件（后更名为“新维软件”）公司从小到大，取得了非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