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治世--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
《论语?卫灵公》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意思是说,“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就行了。”其实,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情?所谓无为而治,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罢了,即使在治世,也不可能做到“无为”而“治”啊!
商鞅在其《君臣》一文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那么,是不是有了君臣之义、五官之分和法制之禁就可以了呢?还远远不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那怎么办呢?“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
汉文帝是被香港科技大学樊景立教授首推的仁主型领导,他坚持黄老的无为而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那么,文帝真的从“无为”实现了“而治”吗?其实不然。
汉文帝登基,是扫灭诸吕之后,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从主观上看,汉文帝并不是高祖得宠之子,母亲薄姬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这却使文帝从小就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他的自身条件,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从客观上看,文帝即位,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这种皇权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也使其“势”天生不足。
在“高恩”方面,汉文帝厚赏诛灭诸吕的有功之臣和宗室,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并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在对待普通百姓方面,文帝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在徭役方面,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摘自《管人要靠恩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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