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治世--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
《论语?卫灵公》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意思是说，“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就行了。”其实，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情？所谓无为而治，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罢了，即使在治世，也不可能做到“无为”而“治”啊！
商鞅在其《君臣》一文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那么，是不是有了君臣之义、五官之分和法制之禁就可以了呢？还远远不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那怎么办呢？“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
汉文帝是被香港科技大学樊景立教授首推的仁主型领导，他坚持黄老的无为而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那么，文帝真的从“无为”实现了“而治”吗？其实不然。
汉文帝登基，是扫灭诸吕之后，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从主观上看，汉文帝并不是高祖得宠之子，母亲薄姬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这却使文帝从小就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他的自身条件，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从客观上看，文帝即位，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这种皇权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也使其“势”天生不足。
在“高恩”方面，汉文帝厚赏诛灭诸吕的有功之臣和宗室，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并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在对待普通百姓方面，文帝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在徭役方面，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摘自《管人要靠恩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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