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CPI涨幅将控制在3.5%左右，但从近期物价走势看，实现这一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难度。数据显示，前三个月，广义货币M2增速分别达到了15.9%、15.2%和15.7%，超过了全年M2增长目标2个多百分点；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为1.07万亿元、0.62万亿元和1.06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分别为2.54万亿元、1.07万亿元和2.55万亿元。从相关数据看，2月底以来我国货币与信贷政策已对1月份货币宽松表现做出校正，但与全年货币与信贷政策目标相比，校正力度似乎不够。3月份我国CPI受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同比上涨了2.1%，但是2月份CPI上涨了3.2%，未来物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
需要关注的是，推高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因素开始显现：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二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回暖与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致使房屋租金上涨；三是以原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资源品价格改革整装待发；四是物流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使得食品类消费价格涨幅较高；五是工资成本仍然有继续上涨的要求。因此，我国CPI可能要承受中长期上行的压力。从全年趋势看，2012年我国CPI整体表现为“前高后低”，因此下半年CPI可能会在基数效应下一路走高。
2013年是我国政府换届之年，新一届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存在追求GDP增速和投融资的冲动，特别是新一轮“城镇化”建设浪潮方兴未艾，预计2季度以后社会资金需求将逐渐增强。外部环境也不容忽视。最近3个月，我国外贸形势出现了好转，预计今年我国外贸出口可能略好于去年，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近期人民币汇率开始走强，这些都对今年货币政策能否守得住“稳健”基调提出了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体属于中性，略微偏向宽松。虽然2月份中央银行有意识收紧了一下，但是相对全年M2增长13%的政策目标和眼下出现的温和通胀苗头，下一步货币政策应该真正回归稳健，将M2增速调回到13%—14%的中性增长区间。
首先，严格控制社会信用总量。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将M2增速由现在的15%逐渐向中性区间靠拢。全年银行信贷投放控制在9万亿元左右，把握好投放节奏，全年各季度大致保持“3∶3∶2∶2”的投放比例；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在15—16万亿元。
其次，谨慎使用利率工具。从目前及未来几个月发展趋势看，保持实际利率为“正”的可能性很大，再考虑到近期我国经济呈现“微弱复苏”态势，去年4季度以来的经济反转基础并不牢靠，“稳增长”任务还十分艰巨，因此暂时不必提高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当然，也无必要下调基准利率。
第三，谨慎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近期里，受到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我国外贸形势温和好转的积极影响，我国外汇占款规模上升较快，但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回旋余地仍然很大，暂时也不必提高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当然，也不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第四，公开市场操作继续担纲货币政策主角。公开市场操作具有“灵活性”的特点。针对目前流动性较为宽裕的实际，应充分发挥“正回购”等政策工具的作用，必要时可考虑恢复发行央行票据。与此同时，进一步发挥金融监管政策作用，配合产业政策实施，调整信贷资金结构，积极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放。
第五，扩大国家外汇储备的创新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应该进一步创新相关政策工具，鼓励商业银行申请外汇贷款，用于支持境内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此举可以间接减轻中央银行投放的外汇占款。
以上为短期对策。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则应逐渐减少“数量型”工具使用，逐步发挥“价格型”工具作用。为了实现货币政策这一转型，就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改革，这是宏观层面。此外，也不应该忽视中观层面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和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内部改革，也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打破金融垄断，促进市场竞争，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
总之，2013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搭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近期里，货币政策应该真正回归“稳健”，要特别关注新一届地方政府融资和投资冲动，防止经济剧烈波动，为实现全年宏观调控目标保驾护航。
（这部分内容发表在《全球化》杂志，2013年第5期）
本文摘自《变革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经历了巨大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自身经济如何加快推进改革转型；中美经济、中欧经济、中国与东盟10+3、TPP、TTIP、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改革、中欧铁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词背后蕴含着哪些经济战略；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秩序调整，中国如何协调、影响并参与制定新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本书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博士最近两年跟踪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成果，书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参》上发表，其观点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