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有费雪交易方程、剑桥数量方程、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为了简化讨论，本文选择剑桥方程：M=KPY。
其中：M为货币需求量；K为以货币形式保有的财富占名义总收入的比例；P为价格水平，用CPI表示；Y为总收入，用GDP表示。
对剑桥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lnM=lnK+lnP+lnY，然后对两边进行偏微分：
MM=?KK+?PP+?YY
当时间段足够小的时候，上述公式可以近似写成：
ΔMM=ΔKK+ΔPP+ΔYY
从增量角度看，就是：M%=K%+CPI%+GDP%
短期内，K可视为常数，K项变化为零，因此得到人们通常认知的公式：M%=CPI%+GDP%，即：货币增长等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和。但是，历史数据证明这个等式通常并不成立，原因是K项变化并不为零，在经济制度变动较大和受到外部干扰因素冲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最近30多年我国经济制度处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经济，K项的影响就不能忽略不计。
1990~2012年，我国M2年均同比增长了21.25%，GDP为10.13%，CPI为4.68%，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的差额部分高达6.44%，但总体趋势为逐渐收窄：1990—1999年，超出部分均值为8.35%；2000~2009年下降到了5.25%；2010~2012年又下了一个台阶，进一步下降到3.02%。这部分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经济体制转轨，例如：土地、资源和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2012年我国房地产业销售额为6.4万亿元，银行房贷余额12万亿元，政府土地收入和税收3.9万亿元，中央银行要为这些交易活动提供必要的货币保证。另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深化，以股票市场为例，2012年底国内上市公司流通市值18.2万亿元，日均成交金额1510.6亿元。此外，债券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信托市场、保险市场等交易也都需要货币作为媒介才能完成，未来这方面货币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这些都构成了M2超出CPI与GDP之和的部分。
可以直观地发现，我国“M2—CPI—GDP”差额变动大体呈现与CPI“负相关”走势，而且在CPI“上升”时该差额“收窄幅度”要小于当CPI“走低”时的“扩大幅度”。这个“规律”颇有点耐人寻味。这意味着：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央银行往往偏向选择“多增加”投入货币，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中央银行通常选择“减少”货币投入，但减少的“幅度”似乎要小很多。因此，总的来说，中央银行似乎更倾向于选择放松货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好比驾驭马的缰绳，当马跑得过快时，轻微收紧一下缰绳便会立刻奏效；而当马停下来时，放松缰绳，马要么原地不动，要么加快前行。可见“搞死”经济较容易，而“搞活”经济却很难。
那么，我国合理的货币增速应该是多少呢？首先，一般来讲，一国货币供应增速不应该低于其经济增速。如果低于经济增速，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这就意味着我国货币增速应该至少有7.5%。第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通货膨胀率也不应该为零，维持3.5%左右的CPI增长是合理的。如果采取CPI为零的政策，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效率还比较低下，实体经济必然受到伤害。考虑这两个因素，我国M2增速应该保持在11%左右。
但是，我国是一个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在生产要素市场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需要货币化和资本化；特别是在生产要素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过程中，土地、工资和资源等价格都将上涨，这是合理的，都需要一定的货币投放。而且，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日益扩大的金融交易活动也必然要求新增一定数量的货币投放，这两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姑且称之为“转轨需求”，大约在2%—3%。因此，我国合理的货币增速应该=GDP增速（7.5%）+CPI增长（3.5%）+转轨需求（2%-3%）=13%—14%。
如果目前我国M2增速达不到13%，设想只有10%，甚至更低，必然引起通货紧缩，导致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社会不稳定。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第四季度开始回升向好，2013年以来延续这一温和向好势头，但是基础并不牢靠，如果政策调控力度拿捏失当，经济增长则可能出现反复。但是，货币增速也不能高于14%，否则，通胀可能要卷土重来了。总之，我国货币政策要为经济增长、价格改革和金融深化提供必要保证，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要掌握好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快速增长，中央银行提供了稳健的货币保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换挡期”，潜在经济增速将逐步下降，经济增长“重心”将逐步下移，M2增速也将逐步减少。但是，随着我国资本存量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要发挥作用，货币需求还将进一步上升；而随着我国金融深化和直接融资加快发展，货币在我国金融资产中比重又将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展望未来，我国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货币适度增长。
本文摘自《变革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经历了巨大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自身经济如何加快推进改革转型；中美经济、中欧经济、中国与东盟10+3、TPP、TTIP、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改革、中欧铁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词背后蕴含着哪些经济战略；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秩序调整，中国如何协调、影响并参与制定新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本书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博士最近两年跟踪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成果，书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参》上发表，其观点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