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我国M/GDP比率变动的历史数据，不难发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各国的M/GDP比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90年美国的M2/GDP为0.57倍，2012年为0.67倍。1995年欧盟的M3/GDP为0.72倍，2012年为1.03倍。2003年日本的M3/GDP为2.06倍，2012年为2.41倍。1990年韩国的M2/GDP为0.77倍，2012年为1.44倍。1990年我国的M2/GDP为0.82倍，2012年为1.88倍。
第二，美国和欧盟的M/GDP比率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该比率也出现了较快上升势头。2007年，美国的M2/GDP为0.53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比率加快上升，到2012年底上升了26.4%。2007年，欧盟的M3/GDP为0.97倍。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之后，素以稳健著称的欧洲央行（ECB）被迫放松货币，致使该比率上升了10.8%。
第三，M/GDP比率持续上升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形成或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时期的普遍现象，欧美和亚太地区国家都曾经历这一历史阶段。除了中国，目前世界上货币与收入比率较高的国家还有德国、奥地利、荷兰、日本，该比率分别为1.8、1.86、2.32、2.41。日本是大国中比率最高的国家。最近10年，日本M3/GDP快速上升，却出现了长期的通货紧缩。类似国家还有韩国，在M2/GDP比率上升过程中，韩国CPI反而震荡下行。事实上，很多国家进入工业化过程后都经历了货币与收入比率迅速增长时期，即使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该比率仍然居高不下。韩国在1970年该比率仅为0.27，2009年则高达1.47。近年来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1.44倍的高位。
由上可知：目前我国货币“超发”的说法依据不足。各国经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发达程度参差不齐，货币与收入之比自然会有很大差异。加之，各国衡量货币指标不一，有的用M2，有的用M3，而且具体内涵也有较大差别。因此，将该指标做静态横向比较，其合理性就大打了折扣。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是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是某一时点承担流通和支付手段功能的金融工具总和。相比之下，GDP是“流量”或“增量”，将货币“存量”与收入或财富“增量”做比较，科学性似乎也不够。因为货币不仅要满足全社会当期“新增”财富的交易需求，也要满足“存量”财富的交易需求，这是第一。第二，“存量”财富中到底有多少要进入市场交易，恐怕也难以精确计量。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金融资产转换成为现金难易程度不同。比如，现金可转换程度可视为100%，即1；那么，定期存款转换程度也许只有0.9，而普通股股票转换程度可能只有0.8。因此，对货币的科学计量就应综合考虑不同金融资产可转换成现金的难易程度。
即：Md =∑ni=1WiAi=W1A1+W2A2+ …… + WnAn
其中，Md为货币需求，Wi为资产Ai的“转换系数”，反映该资产可转换成现金难易程度，Wi∈\[0,1\]，n为正整数。但是，有关Wi的设定，目前国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标准。这方面，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历次《巴塞尔协议》对风险资产设置权重的做法。但是，依据过去有限经验对不同国家不同金融资产设置统一“转换系数”的做法，可能是一次科学上的冒险。这里，货币Md是一个“合成”值。它不仅忽略了利率影响，还忽略了微观主体对不同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偏好等因素影响
凯恩斯主义在剑桥数量方程基础上引进利率变量，进而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角度探讨了货币与收入的关系，代表性理论就是IS—LM模型。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为：Md/ P =f（Yp, W; rm, rb, re, 1/P·dp/dt; μ），公式左边Md/P，表示货币实际需求量，右边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一是恒久性收入Yp和财富结构W；二是各种资产预期收益：rm, rb, re, 1/P·dp/dt，其中：rm代表存款利率，rb代表债券利率，re代表股权收益率；三是随机变量μ，包括社会富裕程度，取得信贷难易程度，社会支付体系状况等。，因此，这个货币方程式仍然是理论上的抽象，仍然难以精确地计量经济活动对货币的真实需求。只有科学界定货币的复杂结构，才能对货币供应量是否合理做出科学判断，显然这是本文难以完成的任务。
也许正是基于货币供应量难以准确计量这个原因，现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基本都放弃了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是通过调控金融市场“价格”信号，即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微观市场主体的投资和融资行为，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当然，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在较长时间里广义货币供应量可能仍然是货币政策关注的重要中介指标。
本文摘自《变革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经历了巨大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自身经济如何加快推进改革转型；中美经济、中欧经济、中国与东盟10+3、TPP、TTIP、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改革、中欧铁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词背后蕴含着哪些经济战略；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秩序调整，中国如何协调、影响并参与制定新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本书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博士最近两年跟踪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成果，书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参》上发表，其观点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