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存在较大现实需求。1990—2012年，我国名义GDP累计增长了27.8倍，而M2增长了63.7倍，货币增速高出经济增速1倍多。这是我国经济逐渐“市场化”和生产要素逐渐“货币化”的具体表现，在一定程度上，M2/GDP比率阶段性升高也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资产形成增速超过了名义GDP增速，1992—201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平均累计同比增长了23.5%，超过了GDP增速一倍以上，导致经济体内资本存量与GDP之比上升，促使全社会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导致货币周转速度下降，迫使中央银行增加投放货币，最终导致M2/GDP比率上升。可以说，只要我国资本形成增速继续高于GDP名义增速，M2/GDP比率就会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其次，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迫把钱存进银行；而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老百姓有多样性的金融投资选择，拥有货币的各种“替代”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与金融资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两者转换起来十分容易。考虑到美国现有金融资产大约67万亿美元，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资产（为避免重复计算，把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产品除外），这个数字约为美国GDP的4.2倍；这意味着，在美国1块钱产出需要4.2块钱金融资产与之匹配，但其中货币占比却很少。我国目前大约有16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约为GDP的3倍；就是说，在我国1块钱产出需要3块钱金融资产匹配，但其中货币占比却很高。
再次，美国金融创新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减少了货币需求。一般而言，货币用于债权债务支付活动，并要满足经济活动主体对货币的各种需求，包括交易、投机和预防需求等。同时，市场流通中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已经远大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货币主要体现为银行存款，也是一种金融资产，与债券、股票等并无二致，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也要追求投资回报。银行存款的回报就是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低于名义利率，有时还为负值，严重侵蚀了储户利益。因此，货币“逃离”银行体系是个趋势。这一趋势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花旗银行发明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s），是银行融资证券化的开始。70年代中期，美林投资银行发明了按揭贷款证券化（MBS），首开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进入21世纪以后，资产证券化浪潮迅猛发展，虽然经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现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仍然有着重要地位。
过去10多年间，随着资产证券化蓬勃发展，美国商业银行业务运营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型，由过去的“购买—持有”模式转变为“发起—分销”模式。银行在贷款发放后，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到期，而是采取出售、证券化、购买信用衍生产品等方式，把贷款信用风险由“表内”转移到“表外”。通过这一操作，美国商业银行在6至9个月内就可以实现贷款销售，为发放新贷款提供资金来源，因此加快了资金周转。在该模式下，商业银行大量收入来自贷款服务费、预支利息、托管交易费、提前还贷罚款等贷款服务收入和手续费收入。因此，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上升，利息收入相对下降。这种新的业务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认为能够扩大银行收入来源，为银行节约资本，帮助银行分散风险。然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暴露了这种新模式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缺陷。无论如何，这种模式事实上显著减少了美国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存量，这些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替代”银行创造货币的作用。
本文摘自《变革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经历了巨大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自身经济如何加快推进改革转型；中美经济、中欧经济、中国与东盟10+3、TPP、TTIP、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改革、中欧铁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词背后蕴含着哪些经济战略；面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秩序调整，中国如何协调、影响并参与制定新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本书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博士最近两年跟踪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成果，书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参》上发表，其观点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